2015年4月10日晚7:00，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内，天美讲坛：“走向美学的观念主义——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如约而至。经新媒体艺术学院王爱君院长和《北方美术》主编高岭博士介绍了主讲人王端廷教授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及科研成果后，讲座正式开始。

王端廷教授首先介绍了“超前卫”的概念、兴起及主要代表。他说：“超前卫是西方的新表现主义意大利分支，或者说国际新表现主义的意大利版本。”而对于它的兴起，王端廷教授认为是在1979年10月，源于意大利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阿基莱•博尼托•奥利瓦在米兰《艺术快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意大利超前卫》的文章。之后，他列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和影像艺术在内的观念艺术，再一次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回到了意大利当代艺坛。而此时的观念艺术已经与杜尚的达达主义反美学、反艺术的观念思想背道而驰，说明了意大利当代艺术观念是如何走向美学的。

王端廷教授认为： 1989年是划分西方后现代与当代艺术的一个时间节点。对于欧美艺术家来说，全球化时代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家更是四海为家，甚至居无定所，包括毛里吉奥•卡特兰和瓦内萨•比克罗夫特在内的著名意大利艺术家均生活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他们自由地穿行在世界的各个城市，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发展的机会，其展览和观众也遍及世界各地。异国异地生活与创作是当代艺术家的生存方式。

技术的进步给意大利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表现手段上的保障。技术革新是艺术史上一个永恒的课题，那么西方艺术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演变、不断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丰富了当代艺术的创作媒介。摄影、录像技术、数字成像技术等影像技术，已成为当代艺术中最普遍的艺术手段。在技术变化的同时，艺术呈现方式的不同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他通过列举当代艺术的新的呈现方式——互动和以万维网为依托的Internet技术，说明了当代艺术难以还原作品的面貌、呈现作品的特征的特点。

西方当代艺术的又一显著特征就是艺术家创作小组和团队工作室及女性艺术家的大量涌现。

王端廷教授以瓦内萨•比克罗夫特、毛里吉奥•卡特兰、保拉•皮维、茜茜和托德力为例，诠释了在意大利当代艺坛的新现象——女艺术家的崛起。而艺术家创作小组和团队工作室的涌现，正是这种团队、集团军作战的方式，给了使用声光电等计算机综合技术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新的思路。在意大利当代艺坛，“天蓝工作室”是最负盛名的艺术创作小组，长期以来，这个艺术团队从事的都是那些跨学科的艺术实验，这些艺术实验很难被归类，它们涵盖了电子艺术、戏剧、电影、音乐、建筑、城市规划和设计等各个领域，用新的方式表现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表达对现实物质世界和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新认识。

王端廷老师精彩讲座，为天津美院的师生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由于讲座时间的局限，王端廷老师还有许多对意大利当代艺术深入的分析，只能进行概括的介绍，讲座结束后学生们仍然感到意犹未尽，踊跃地向王端廷教授提出问题，会场氛围异常热烈，王端廷教授精彩的回答，激起了在座同学一次次热烈的掌声，讲座在持续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后圆满结束。 

以下为讲座概要：

走向美学的观念主义——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

1979年10月，意大利艺术评论家阿基莱·博尼托·奥利瓦（Achile Bonito Oliva, 1939—）在米兰《艺术快讯》（Flash Art）杂志第92—93期发表《意大利超前卫》（La Transavanguardia italiana）一文，宣称：“艺术终于回到了它的内在动因，回到了创造艺术的理由，回到了它的最佳场所，那就是作为‘内在劳动’，旨在对绘画本质不断发掘的迷宫。”文中推出了桑德罗·基亚（Sandro Chia）、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恩佐·库奇（Enzo Cucchi）、尼古拉·德·马里亚（Nicola De Maria）和米莫·帕拉迪诺（Mimmo Paladino）等五位画家，其中前三位因为其姓氏都以C字母打头，被人们并称为“三C”。随后，奥利瓦在意大利国内外推出了一系列以上述五位画家为代表的意大利超前卫绘画展，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意大利超前卫艺术运动。

超前卫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和观念主义物极必反的产物，它反对的目标是极简主义绘画和形形色色的非架上艺术。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观念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1967年兴起的“贫穷艺术”（Arte povera），这是一个通过收集、加工和组装来自现代都市日常生活或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各种垃圾废品作为创作的艺术流派。超前卫艺术一箭双雕，它通过回到架上、回到画布实现了对贫穷艺术的反叛，它又通过回到具象、回到造型完成了对极简主义的颠覆。意大利超前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现象，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动于整个西方艺坛的新表现主义国际浪潮的意大利版本，换一句话说，超前卫是新表现主义的意大利别称。超前卫回归传统媒介和形式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可见的画面形象表现画家的内在情感。尽管这个流派中的每个画家的精神追求和艺术手法各不相同，但他们使架上绘画在意大利艺坛上获得了一次空前而辉煌的复兴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作为一场“回归绘画”的文化复辟运动，意大利超前卫盛行的时间并不长久，仅仅十年之后，它就被一股更加强劲、更加成熟的观念艺术浪潮抛到了历史的岸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和影像艺术在内的观念艺术再一次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回到了意大利当代艺坛。而此时的观念艺术已经与杜尚（Marcel Duchamp）的达达主义反美学、反艺术的观念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了。事实上，从波普艺术开始，像绘画和雕塑等传统艺术体裁一样，在西方艺坛，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等已经变成了一种人人乐于采用、什么都能表达的艺术样式。

在意大利当代艺坛，即使不能说架上绘画已完全绝迹，但必须承认它已彻底退居后台。尽管美术学院仍然有教师教、还有学生学，但绘画再也不能充当先进艺术成就的代表，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创作手段，在有着最悠久、最优良绘画传统的意大利，手工绘画如今已经变成了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从波普艺术开始，观念艺术已经开始了向美学的转向，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观念主义则变成了一种成熟而完善的美学。此时，“什么都是艺术”的口号不再有效，当代艺术家们再也不会选择简陋粗糙的材料来创作装置艺术作品，更不会像贫穷艺术家那样用垃圾废品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了。此时，“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已经过时，除了材料的讲究，当代艺术家尤其重视作品的制作，各种新的创作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艺术创作成了拥有特殊技术的专家的专利。

技术革新是艺术史上一个永恒的课题，西方艺术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演变、不断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丰富了当代艺术创作的媒介。在20世纪很长时期，照相技术及其机器复制功能一直受到美学家的批判和艺术家的排斥，如今，摄影不仅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样式，而且成为包括绘画在内各类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录像技术在日益复杂化的同时，也越来越易于掌握和使用，数字成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分辨率越来越高的视觉图像。作为当代艺术中最普遍的艺术手段，影像技术即可作为独立的创作手段，也可成为装置艺术的组成部分。美术已经不能再称之为视觉艺术，通过声光电等多种手段的同时运用，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集视觉、听觉和嗅觉等各种感知媒介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传统的平面和立体性实体空间被打破，当代装置艺术建造的是一个场域空间，它往往将观众完全包围，产生类似电影放映厅的效果，从而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与此同时，既定的艺术接受与欣赏模式被抛弃，通过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观众可以参与作品的创作，可以与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互动。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更是催生出了以万维网为载体的网络艺术。

    对美的回归是整个西方当代艺术的总趋势，这一趋势显示了人类审美意识的永恒性和坚定性，对于意大利当代艺术来说，对美的追求则无疑是源自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美学传统基因的自发显现。在意大利当代艺术中，我们根本找不到像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那样拿腐臭的动物作作品的例证。无论是摄影艺术，还是装置作品，抑或行为艺术，意大利人都会通过严谨的构思和细腻的制作，赋予作品以优美的形式。因此，许多意大利当代摄影、装置和视频影像作品不仅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甚至达到了美轮美奂的程度。

如果说技术的进步给意大利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表现手段上的保障，那么时代和社会的巨变则为意大利当代艺术带来了全新的创作主题和精神内涵。1989年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算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因为那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以及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伴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历史的终结，是全球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来临，而全球化正是1989年之后整个世界文化和艺术的大背景，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也无疑也是以全球化为底色。我们看到，对于欧美艺术家来说，地域概念与国籍意识原本就比较淡薄，全球化时代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家更是四海为家，甚至居无定所，包括毛里吉奥·卡特兰和瓦内萨·比克罗夫特在内的著名意大利艺术家均生活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他们自由地穿行在世界的各个城市，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发展的机会，其展览和观众也遍及世界各地。

由于与天主教圣城梵蒂冈的地缘关系，并先后作为“欧洲共同体”（1957年建立）和“欧洲联盟”（1993年诞生）创始国之一，意大利的文化艺术原本就不把民族性和地域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尺度，而将整个西方乃至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家更是没有同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艺术家为之焦虑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作为一个高度民主化的国家，社会分工将争取公民权利和社会平等等职责交给了政治家，意大利当代艺术几乎不再把纯社会学的主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目标，而人类的心灵世界、自然与宇宙的奥秘、生与死、爱与恨、未来与梦想等等则是艺术家迷恋的永恒主题。

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与对商业文化的迷恋构成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西方当代艺术最大的悖论。一方面，艺术正在越来越强烈地反抗着消费文化对人类心灵与精神的侵蚀；另一方面，艺术也在越来越鲜明地打上商业文化的烙印。当代艺术家热衷于表现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喜闻乐见的种种题材，而且乐于让艺术本身成为大众消费品。与知名品牌合作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普遍而又通行的策略，甚至艺术的创作与推广也完全借用了商品生产与营销的模式。艺术与时尚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不管是不是同床异梦，艺术与时尚都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合作中实现了互利共赢。

在艺术家的构成上，意大利当代艺坛以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为主体。超前卫艺术家主要是1940年代生人，该流派虽然统治意大利艺坛仅十年时间，却几乎遮挡了其身后一代艺术家成长的阳光，今天，当我们考察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的时候，几乎看不到19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身影。当然，处在知识更新的转折点上，对新艺术手段、特别是新型而又普遍使用的计算机技术的不适应，未能掌握新的艺术语言，是这一代人赶不上时代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女艺术家的崛起是意大利当代艺坛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在此之前的意大利艺术史几乎是一部男性艺术家的历史，即使是在妇女解放运动过去多年，西方其他国家女艺术家纷纷登上世界艺术舞台的时候，具有悠久艺术传统意大利竟然长期没有给女艺术家以应有的席位。以瓦内萨·比克罗夫特、保拉·皮维和茜茜为代表的一批蜚声国际艺坛的女艺术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意大利艺坛男性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给世界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

艺术家创作小组和团队工作室的大量涌现是西方当代艺术的又一显著特征。由于当代艺术创作手段的复杂化和专业化，许多采用声光电等计算机综合技术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家都采取了集团军作战的新方式。在兼有视频、音频的大型装置作品的创作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负其责、彼此合作就变得十分必要。对于3D动画之类的虚拟数字艺术作品的制作更是需要专门的软件设计和技术制作人员的通力协作。除此之外，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艺术推广和营销等方面的人员都成了艺术创作集体的组成部分。当代艺术家创作小组具有公司组成与运作的一切特征。

意大利当代艺坛名家众多，限于篇幅，本文难以一一叙述，这里仅挑选不同艺术门类几位代表性艺术家分别作一简要介绍。

毛里奇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1960）是意大利当代艺坛最富盛名的艺术家，作为皮耶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 1934—1963）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观念艺术家，他从事艺术创作靠的是他的头脑而不是他的双手。与所有艺术家不同的是，卡特兰没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是他的大脑。他甚至不直接创作作品，而让助手实现其构思。卡特兰的艺术出自机智与狡猾之心，带有幽默和讽刺之意。卡特兰嘲笑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他的作品是对整个现行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批判。卡特兰的幽默是沉重、黑色而冷峻的，它刺激的是感官，触及的是心灵，激发的是思考。在揶揄、调侃和嘲讽的背后是一种无奈的悲凉与不屈的反抗相交织的复杂心理。从本质上看，卡特兰是一位极具悲剧意识的当代艺术家，哲理与思辨是其艺术的精髓，对世界本质的思考与生命价值的追问是其不竭的创作动力。

作为意大利当代女性艺术家的杰出代表，瓦内萨·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1969—）以表演艺术享誉世界。与大多数表演艺术创作者不同的是，出现在比克罗夫特作品中的表演者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雇佣的女性模特儿。这些模特儿在特定的时间以群体的形式并以或站或坐或卧的姿态置身于艺术博物馆或画廊空间。她们是表演，但她们没有动作；她们是雕塑，但她们有呼吸；她们是温热的躯体，但却给人以冰霜般的寒意。这些人物排列整齐，姿态僵硬，表情木然，彼此之间没有语言的交流，更没有肢体的亲近，甚至没有眼神的交接。观众被邀请参观这样的展品，但作品却给他们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理感受。现场的表演或展览是短暂的，展览过后艺术家还以照片和影像的形式呈现表演的场景和过程，但这些照片和影像一律呈现的是表演人物正面的静止形象，因此有人将她的创作称之为“表演-雕塑-图画”（performance-sculture-quadro）。比克罗夫特的裸女表演作品既无关爱欲，也无关色情，它言说的是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彼此心灵之间极度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它们还告诉我们，与模特儿身上那些名牌服饰一样，在消费主义时代，人的身体也成为了一种消费品，成为欲望的奴隶，这是身体的异化，是灵与肉的分离，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比克罗夫特的裸女表演艺术呈现的是她作为女性看待女性的独特视角和立场，她眼中的女性与男性眼中的女性是全然不同的。比克罗夫特超越了第一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和艺术家标榜自我、追求性别平等的初级目标，而揭示了当代女性隐秘而冷漠的内心世界，她的表演艺术为当代社会人们看待女性的身体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克罗夫特的裸女人体表演是对意大利裸体艺术传统精神的彻底背叛。自古以来，意大利艺术家对裸女怀有极大的亲切感和强烈的迷恋之情，赞美始终是裸体艺术的主情调，比克罗夫特以其对人体美的极度漠视与反讽赋予了意大利人体艺术史以全新的格调和意义。

弗朗切斯科·维佐利（Francesco Vezzoli，—1971）以影像、摄影、电影和表演艺术家等多重身份跻身世界当代艺坛，尤其擅长影像艺术。维佐利善于采用“翻新”（rifare/remake）的策略将自己的艺术表达与人们心目中的文化记忆联系起来，将自己置于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的中间地带。电影明星、著名作家和导演的经典作品是他“借尸还魂”的对象，实际上，他选择“翻新”的那些演员、导演和作家及其作品正是他自己所要言说的主题和观念。在他的影像作品中，他本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对于那些肮脏丑陋的场景，他既置身其中，又静立其外；他批判的矛头直指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体人类及其本性中卑劣与邪恶的一面。意大利当代艺术与时尚的关系极为火热，而维佐利则是最典型的时尚艺术家，他不仅通过艺术创作来迎合流行文化趣味，而且直接参与各类时尚活动，将自己打造成了时尚达人。

1982年成立于米兰的“天蓝工作室”（Studio Azzurro）是意大利当代艺坛最负盛名的艺术创作小组，主要艺术家有摄影师法比奥·齐里菲诺（Fabio Cirifino）、从事视觉艺术和电影创作的保罗·罗萨（Paolo Rosa）、动画兼绘图专家莱奥纳多·桑焦尔吉（Leonardo Sangiorgi）和互动系统技术专家斯特法诺·罗维达（Stefano Roveda）。“互动影像装置”艺术是该创作小组的主要创作领域。这类作品是一种能够对来自现场观众的动作和声响做出反应的环境，创作者将技术与叙述及空间融为一体，并将观众的参与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展示的效果取决于观众的存在和合作，器械装置只需通过“自然界面”的反应，也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手段，展示现场没有键盘、没有鼠标、没有操纵杆，投影仪取代了电子显示器，没有边框的影像充满了整个空间，身体从屏幕外框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仅仅通过简单寻常的交流方式，比如触摸、跺脚或弄出声响就能实现观众与作品的互动。这类作品的主题无所不包，精神世界、社会生活和文明历史都能成为它们表现的内容。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意大利国家馆展出了“天蓝工作室”的互动影像装置作品《感觉之城》（Sensitive City），通过观众的参与，该作品讲述了特里雅斯特（Trieste）、基奥贾（Chioggia）、卢卡（Lucca）、斯波莱托（Spoleto）、马泰拉（Matera）和锡拉库萨（Siracusa）6座意大利古城的历史。

意大利当代艺术千姿百态，每位艺术家也不拘一格，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当代艺术特别是影像和表演类作品要求观众的现场体验，其内容的描述和含义的解读远非像传统艺术看图说话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这类作品是拒绝文字描述和印刷品复制的，因此，要想真正读解意大利当代艺术我们还需要下更大的力气、做更多的工作。

 下面是讲座全程视频：

 

 

 

                                                                  科研创作处

                                                                 201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