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概念的界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与众多的艺术传达方式之间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错综关系，在其发祥地的西方，因旨趣、流派、观点的不同而呈现丰富多样性。即便是在被誉为介绍行为艺术第一书的《行动艺术》（ Aktiomskunst ． Jurgen Schillingbian 编著，吴玛利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3 年第 1 版。）中，作者在对行为艺术溯源的同时，虽然分析了偶发艺术、激浪派（ Fluxus ）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身体艺术、展演艺术以及行动绘画的出现、重要人物和作品，但并未廓清行为艺术是否可作为一独立具体的名词概念而存在，而并非一抽象集体名词概念这一关键问题。现实的艺术创作活动，以其生动、鲜明、具体的视觉方式，在提醒着人们，理论概念的分辨，往往是在实际现象之后，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对 9O 年代迄今为止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种种涉及到上面所提几种艺术活动的现象和事件做一番回顾和评估，或许我们对何为行为艺术会有一建立在较为完整的感性材料基础上的清楚认识。
     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出现，始自 8O 年代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史的 '85 新潮美术运动时期。首先发生的准确的时间和参加的人数，由于当时的文献准备仓促等客观条件所限，已很难确定，但是像发生在这段时期（ 1985 － 1989 ）的山西艺术家宋永平、宋永红兄弟 “ 一个场景的体验 ” ，上海艺术家丁乙、张国梁、秦一峰的 “ 街头布雕 ” ，广州王度等人的 “ 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 ” ，上海 M 艺术体的宋海冬、汤光明、杨旭、周铁海等人激进的表演艺术展示，北京赵建海、盛奇、康木等人的 “ 观念 21 ．艺术展现 ” 等具有突出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具有的特点是采用 “ 包扎 ” 或自虐的方式，这与 85 运动初期年轻艺术家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求得灵魂的挣脱的总的价值取向有关，无不透露出受此前 17 年政治运动压抑而寻找解脱的强烈时代愿望。
     90 年代以来，行为艺术能再度复苏并演变成独立有效的艺术传达方式，是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因素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力图在为数已不算少的行为艺术活动和艺术家中，遴选出至今看来经得起谈论的富有启发性和创始性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来，探讨它们（他们）的成因、过程与创作思想以及对当代中国艺术的作用。虽然这些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一位在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时，就投身于此类型的艺术，而只是将其生活的某段时期，献身于行为艺术，或许这个对个人而言的某段时期，迄今还在延续，但这已不是我们探讨行为艺术的障碍。
一、悄然出现的行为艺术
1991 年 1 月 29 日 － 2 月 4 日 在广州，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新艺术群体 “ 大尾象工作组 ” ，在广州市第一文化宫展览厅举办了 “ 大尾象工作组艺术展 ” 。参展艺术家陈劭雄在展厅悬挂起内外分三层、俯视平面图呈三角形的透明塑料薄膜，用角铁和铁链拉撑，地面铺设白色布。该俯视平面呈三角形的塑膜体积为 27O×12OO× 800 厘米 ，薄膜面积约为16O 平方米。艺术家用七天的时间，每天用黑色油漆涂抹自己指定数量的薄膜，并标示涂抹的日期，以此实现他对时间概念的切割。需要指出的是，陈劭雄、梁矩辉、林一林这三位 “ 大尾象工作组 ” 的始创成员，都曾经参与过上面所提到的 “ 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 ” ，而他们所以能在 90 年代的头一年，也就是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处于转折的低谷时期，率先在南中国的大都市集合成群体，不仅是因为他们秉受了几年前新潮时期对待艺术的热忱，而且也与南中国的地缘和文化氛围与北方有别有关。这里是中国最早改革开发的实验基地，因与港澳地区毗邻，有着较北方城市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务实精神，也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对现代化和高科技带来的商品化物质世界，身处其中的艺术家是感受最深的。与物质材料充斥的世界相对应的是艺术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物质材料现成品经由艺术家之手组合和装置而传达艺术家的思想；其二是艺术家直接运用身体和动作的运动过程来体验和传达其与周围物质世界的相互关系。对于 “ 大尾象工作组 ” 的几位成员而言，选择周围日益丰富且陌生化的物质现成品材料作为媒介并僭越还原到个人的行为行动媒介，这是有着现实背景的必然，与当时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八九十年代转折时期的文化真空状态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必须看到的是，陈劭雄 “ 七天的沉寂 ” 中，艺术家意识到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对预先设定的塑料膜的涂黑行动，是在设定时间内对现成品装置作品的完成过程，并没有将其行为（涂黑）本身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体成分看待，换言之，塑料膜作为主体已经存在，变黑只是作为时间过程为主体服务的。另外，从视觉语言角度看，其涂黑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整体作品的视觉形象的主导部分。与此类似的，还有陈劭雄于 1993 年在广州红蚂蚁酒吧作了 “5 小时 ” 装置行为艺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