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将报告题献给巴黎第八大学（即 Vincennes ）哲学理工学院， —— 在这高等学府穷途末路的后现代时期，该学院正可以开创新起点。

    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化。如今，合法化问题已经不再被当作是科学语言游戏的一项失败。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它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就是说，它已变为一种启发式推动力量，但这种首尾颠倒的处理方式仅仅是最近的事。在它落人这一步之前（即某些人称作实在论的阶段），科学知识曾经寻求过其他解答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在一个长时间内不得不求助于公开或隐蔽的叙事知识程序，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叙事知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返回到非叙事知识中的动向，不应被认为是过眼烟云，一去不返。请看这一赤裸证据：每当科学家有所 “ 发现 ” ，应邀发表电视讲演或接受报刊记者采访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追述一部知识的史诗，而这史诗毫无史诗味。他们按照叙事游戏的规则玩弄科学，而叙事的影响不但明显作用于电视观众，也左右着科学家自身的情绪。这一事实既不琐碎，也不是附加的花絮：它直接涉及到科学知识同 “ 通俗 ” 知识（或者说是它的残余物）之间的关系，国家花费巨资让科学像史诗那样公开上演：这意味着国家本身的合法建立在史诗之上，而国家则要利用史诗获取决策者们所需要的公众赞同。

    可以设想，向叙事回归是种必然动向。至少科学语言游戏在追求真理性陈述的同时，没有方法和能力来使得它们的真理依靠自身证明自己合法。假如确实如此，就有必要承认，历史自有一种不可缩减的需要，这需要不像前面所认为的 —— 只是为了记忆和表达（即历史性和叙事口吻的需要），恰然相反，历史的这种需要是忘却 [metrum] （参见第六节）。

    我们正在超过自己。但在前进途中我们应当牢记，有关合法化问题的那些明显被废弃的陈旧解决方案在原则上并未过时，仅仅是在表述方面失败了，如果发现它们以其他形式延续至今，我们也不必惊讶。难道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不也正痛感有必要在西方建立一种科学知识话语，以便澄清它的暖昧地位？

    科学的时新语言游戏将其合法化问题置于先河初开之处 —— 柏拉图。这里不便对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作详细解释，但科学语用学正是在这本书里开始起步，当时它一半被当作是明晰主题，一半是含蓄的假定。这种对话游戏，加上它特殊的规定，实际上凝聚了科学语用学的精髓，并包括了研究和教学两种功能。我们从中重新见到部分前面已列举的同类规则：如争辩的目的是达至共识（ homologia ）；指谓的统一性保证一致同意的可能；对话参与者相互平等；甚至非直接地认可对话为一种游戏，而不有关命运前途，因为那些拒绝接受规则的人（或因懦弱或因粗鲁），都已被排除出圈。

    余下的事实是，即使我们承认游戏具有科学性质，有关它本身合法性的问题也肯定存在于对话提出的问题之中，与此有关的一项著名例证见于《理想国》第六，七两章，并由于它从一开始即将合法化问题同社会政治权威相联，这例证更显得重要。如人皆知，书中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是以一种叙事形式出现的 —— 即采用穴居时代的寓言形式，追述古人是怎样又为何渴望着叙事，同时又忽略了知识的辨认。因此，知识本来是建立在它牺牲自我的叙事基础之上。

    更有甚者。这种合法化努力或柏拉图对话正是凭藉它自身的形式推动叙事发展：每篇对话都套用一种科学研讨的叙事方式。辩论的记载文中表白多于报告，陈述多于叙述这一特征在此无关宗旨，因而文体更近似于悲剧而不大像史诗，事实说明，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自身就不科学，这恰恰反映在它力图证明科学合法这一焦点上。科学知识不可能知道或让人知道它是真理性知识，除非它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即叙事知识，但从科学知识的眼光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算知识。不向叙事知识求援，科学便处于一种假定自己合法的位置，并屈从于它所谴责的毛病：易招非议，依赖偏见。然而，若把叙事当作自己的权威，科学岂不也会落人同样的圈套？

    这里不能细致说明叙事在科学中通过后者的合法化话语再度复兴的经过，这一复兴过程包括但又不局限于那些宏伟的古代、中世纪和经典哲学。一场无尽的折磨。即使是笛卡尔这样信念坚定的哲学家，也只能通过瓦莱里所谓的心灵说来证明科学的合法，必或在别处以教育小说（ Bildungsroman ）形式进行这一论证 —— 他那本《方法谈》作用大致如此，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众多哲人里最具现代意识的一个，他区分了推理（ Organon ）和思辨（ Metaphysics ），即将科学陈述必须遵循的规则同它们在有关存在的话语中寻求合法性的努力分离开来。他更为现代的建议是将科学知识（包括它假装要表现指谓的存在含义这一点）仅仅看作是争论和证据 —— 或者说是辨证法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