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智慧性的话语对于人的身体的建构是规定的，但它必须进入与欲望性的话语和工具性的话语的游戏之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人的身体的建构是这三种话语的游戏活动。每种话语都是不同的、差异的，具有自身的边界。但每一方都指向它方，并冲击它方，形成了斗争。由于自身力的大小，各方会成为主导者或者被主导者，从而构成不同的话语格局，由此也塑造了智慧性的、欲望性和工具性的身体。但话语力的大小是在游戏中生成的，变化的，因此也是不确定的和偶然性的。

    2 ．不管人们在历史上如何解读身体，也不管人们试图压抑它或者是解放它，它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身体也是一个美学问题吗？如果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话，那么它当然要思考身体现象；如果美学还宣称自身还是感性学的话，那么它更应该突显身体的主题。这在于身体自身是感性的，而且是最感性的。但美学是否真正地思考过身体呢？特别是思考过身体的美呢？

    现在人们一般将美学看成是研究美的科学。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古代汉语里有 “ 美 ” 和 “ 学 ” 的语词，但却没有美学这一语词。这表明对于美的思考尚未进入到一个知识学的系统中去，同时也表明各种学也没有将美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纳入其中。汉语的 “ 美学 ” 是产生于现代。它是日本人对于德语的 “ 感性学 ” 的汉语翻译。随着西学东渐，它也逐渐为中国现代学界所接受。作为现代汉语的 “ 美学 ” 一词其基本语义为 “ 美的科学 ” 、 “ 美的学问 ” 、或者是 “ 美的学说 ” 。但 “ 美的科学 ” 绝非是在自然科学或者是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意味着 “ 美的知识学 ” ，即关于美的知识的系统表达。

    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西方近代意义的独立的美学，但它仍然具有类似的思考。一方面是是关于美的本性的一般哲学沉思。哲学的基本主题是真善美，是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等。于是任何一种哲学都或多或少地关涉于美与感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哲学中，关于美与感性的片断似的沉思便成为了中国美学历史的主要依据。这散见于儒家、道家和禅宗的思想性文献中。另一方面是对于各种艺术现象的鉴赏理论，如诗论、文论、画论和乐论等。它们是对于主要的艺术门类的论说。它或者是感悟的，或者是分析的。这些论说在中国美学历史中极为丰富和复杂。它们展示了在语言、视觉和听觉的世界里人和万物的审美关系。

    在如此广阔的领域里，身体也会在它与万物的相关性中被提及，但从来没有被主题化过。这在于中国古代对于美的观念的限度。一般认为，汉语 “ 美 ” 的原始语义是 “ 羊大为美 ” 和 “ 羊人为美 ” 。 “ 羊大为美 ” 不仅指羊自身肥大健硕，而且指这种羊给人的味美感觉。美在这里和人身体的感觉特别是味觉建立了关系。味觉是品味，是区分和比较。它不仅是对于对象进行感觉，而且也是对于感觉进行感觉。如果说 “ 羊大为美 ” 偏重于美的生理性和自然性意义的话，那么 “ 羊人为美 ” 则突显了美的宗教性和社会性意义。它主要指人戴着作为图腾的羊头跳舞，娱人娱神，达到人神相通。在此舞蹈自身所带来的身心快乐是重要的。但如此理解的美不仅要从人那里获得规定，而且要从神那里获得规定。如果我们只是鉴于 “ 羊大为美 ” 和 “ 羊人为美 ” 来解释中国人的美的观念，那么这无疑是片面的。事实上中国人美的观念主要表达在儒家、道家和禅宗的思想之中。儒家认为美在礼乐，道家主张美在自然，禅宗提出美在意境，如此等等。在这种种关于美的规定之中，我们看到它们都不是从身体及其本性出发的。相反如果身体自身要具有审美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必须获得这些规定。

    与中国古典美学相似，西方的传统美学也遗忘了身体现象。对于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的学科在古希腊是诗学。诗学和哲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是对于人的不同理性区域的研究。亚里斯多德将人类的理性分为三个方面：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诗意理性。理论理性相关于认识，实践理性相关于行为，诗意理性相关于创造。所谓诗学就是关于诗意或者创造理性的科学。其基本内容包括了诗歌的一般本性，它的创作和欣赏等。诗歌在根本上被理解为对于世界的模仿，而模仿本身是人求知的本能，由此它最后被理论理性，亦即被洞见所规定。基于这样的思想，身体问题根本不在诗学的考察之列。

    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在近代才得以建立。美学学科的命名者鲍姆嘉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分为知意情三个方面，相对于认识的有逻辑学，相对于意志的有伦理学，而相对于情感或者是感性认识的却没有一门学科。为此他创立了美学，并认为美学的对象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亦即美。因此美学不仅是感性认识的科学，而且是作为完善感性认识的系统学科。身体在感性学中是以矛盾的形态出现的。一方面感性的完善包括了身体的完善，另一方面美学必须否定身体，要控制、改善和引导身体。基于这种特性，美学不仅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