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相信，这样的趣味和性情确实有可能驱策人选择和承担内心流亡的生活，但我不知道萨依德对阿多诺的描述是否完整。也许阿多诺真是这麽一个人。但是，他的情形也能适用于其他自觉选择精神流亡的知识分子吗？我们追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出处，这阿多诺式的趣味竟然就是最初的源头？趣味和性情并非只是天生，阿多诺对美国式流行风尚的厌恶，背后就有他的欧洲文化教育的影响，而这教育中，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就非常重要。他也并非全无所爱，他的厌恶爵士乐，正是以对勋伯格的喜爱为底衬。因此，单从个人的情感因素来解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恐怕不容易说服人。

     有意思的是，萨依德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说出知识分子 “ 倾向于以不乐为乐 ” 这句话后，紧接着加了一个括号： “ 我在表示这种看法时，甚至自己也多少吃了一惊 ” 。在那几段强调阿多诺个人趣味的文字后面，他更抄录了阿多诺的另外一段话： “ 无情无爱地漠视事物必然也不利于人们 ” ，并且发挥说： “ 即使对于尝试维持虚拟状态的流亡者，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因为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严苛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居所（这种居所的虚假在时间中被掩盖），而人太容易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 ” 。也许我太孤陋寡闻，除了庄子《齐物论》的结尾处，我就没有读到过象这样把自己也包括进去的拆解性论述。知识分子应该警惕一切有可能造成束缚和压迫的事物，包括这警惕本身。阿多诺式的趣味固然能使人保持警觉，它却也容易使人丧失爱的能力，丧失对生活的自然的反应。一味严苛是难以持久的，它多半会变质为以严苛自重甚至自娱的病态习性。最近十年来，就在你我周围，刻意去 “ 反潮流 ” ，凡事不问青红皂白，先唱一通反调再说，这样的狭隘和粗暴习气，已经相当可观；它们对真正严肃的批评的干扰，更常常达到了令人痛心的程度。

     萨依德明明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还要那样渲染阿多诺式的个人趣味？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萨依德的精神特点和思想困境。身为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他对种种流亡的情境有特别深刻的体验，这使他常能独具慧眼，看出这类情境所蕴含的丰富意味，一旦要为知识分子搭建稳固的精神支柱，就很自然会向其中去寻觅材料。更重要的是，他深受福柯的影响，自己更是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基本的思想立足点，是在激进的批判理论这一边的： “ 对于客观性和权威的批判的确产生了正面作用，因为它强调了在世俗世界中人类如何建构真理 ” 。这样一个人，要深入解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不特别去发掘个人情感和趣味中的反叛因素，甚至有意无意地夸大这种因素，又能怎么办呢？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这本书中，萨依德也努力为知识分子的反抗寻找观念上的动力。他在序言中说： “ 尝试固守普遍、单一的标准，这个主题在我对知识分子的说法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我的主题是普遍与在地、主观、此时此地之间的互动 ” 。这话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存在着一些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知识分子 “ 依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 ” 。无论知识分子讨论什么具体的问题， “ 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 ” 。看得出，萨依德相当谨慎，他用的词全都可以归入自由和正义这两个类别，而几乎绝囗不提秩序、整体、博爱之类的价值。他似乎是努力要使他所肯定的普遍价值能够配合他所倡导的批判精神。事实上，类似解放、自由这样的价值观念，确实能够有效地支持那种阿多诺式的流亡意识。

     其次，知识分子无论面对怎样个别的现象，都应该一视同仁，援用这些普遍的原则作出判断。萨依德说： “‘ 普遍 ' 意味着冒险以超越因既定的背景、语言、国籍所形成的简易判断 ……  它也意味着在外交和社会政策这类事务中，寻找并尝试支持人类行为的单一标准。因此，如果我们谴责敌人无故侵略之举，那么当我们的政府入侵更弱的一方时，同样应予谴责 ” 。他甚至把话说到这样严重的地步： “ 知识分子的重责大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予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 ”“ 这绝不意味着失去历史的特殊性，而是防止在一个地方学到的有关迫害的教训，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违犯 ” 。当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坚决反对相对主义的：当代人 “ 生活的时代已经因为以往客观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权威的消失而混淆 ” ， “ 有关什么构成客观性的共识已经消失了 ―― 虽然我们这么哀叹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完全放任于自我溺陷的主观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