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依德了解这一种情形。他甚至看出了其中蕴含的某种 “ 必然性 ” ：面对几乎无所不在的压力和诱惑， “ 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这些诱惑，而就某个程度而言，我们全都如此。没有人能全然自给自足，即使最崇高伟大的自由灵魂也做不到 ” 。他还引用萨特的话，告诫人们不要对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自主性怀抱过高的期望： “ 知识分子不但一直受制於社会的要求，而且作为特定团体的成员，在知识分子的地位上，也受到很大的修正 ” 。但是，他并不接受知识分子的这种溃败。我要特别说一句，正因为他对这种溃败有深切的了解，甚至把自己也部份地归入其中，他才有资格、也有可能在最後避免溃败。他针锋相对地提倡一种他称之为 “ 业余 ” 的态度： “ 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 。他进一步发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 “ 有权对于甚至是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 ” ；而且 “ 身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转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有能力问为什麽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重新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 ” 。顺着这样的思路，他甚至相信，专业化的威胁可以反过来成为刺激 “ 业余态度 ” 更趋强化的动力： “ 知识分子在被社会包围、劝诱、围困、威吓，要求成为这样或那样时，更成其为知识分子，因为唯有在那时和那个基础上，才能建构出知识分子的工作 ” 。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正处于内外两面的重压之下，旧有的压制依然继续，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公众的冷淡， “ 小康生活 ” 的诱惑，据说是来自 “ 後现代 ”  理论的抨击，以及知识分子自觉精神孱弱、难以抑制的无力感，等等。这一切很容易使人精神沮丧，恐怕每个知识分子都陷入过或依然陷在徒劳和空虚的痛苦之中。但我要说的是，这些压力是否也同时提供了创造新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可能性？倘若能够正面去承担这些压力，我们是否也能在与它们的持续的较量中，激发起新的想像力，创造出更独立，更具历史眼光，因而也更富於批判性的精神状态呢？面对庞大的压力，非但不泄气，反而更兴奋，沮丧感只在心头一闪而过，全身心都调动起来迎战新的困难：这样的强悍的性格，或许正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最迫切需要的吧。

     从萨依德的知识分子定义中引出的第二个看法是：知识分子为什麽要 “ 为 ” （ for ）公众而 “ 代表 ” （ representing ）？倘是八十年代中期，可能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会这样回答：为了推进人类历史的进步，为了理性和良知在全世界的胜利。萨依德的回答却不一样，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思 1944 年写下的一段话：当独立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有效地影响社会的手段以後， “ 只有少数人依然有足够能力抗拒、打击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属于这群人。近代传播工具（及近代的代表／再现系统）以见解和才智的刻板印象吞没了我们，因此，新鲜的感受现在包含了有能力持续地揭穿、粉碎那些刻板印象 ” 。萨依德以这本书中罕见的热烈语气强调说： “ 这段文字值得一读再读，其中充满了重要的指标和强调。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越的理论的领域。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被资讯或媒体工业所具体呈现的群众政治的代表簇拥同行；越来越有力的媒体流通者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不止是媒体，而且是要保持现状的整个思潮，使事情维持于现实上可被接受、批准的范围内），而知识分子只有藉着辩论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藉着提供米尔思所谓的揭穿或另类版本，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 ” 。

     米尔思的断言也好，萨依德的激赏也好，当然都是有感而发，直接指向他们置身的美国社会的。但同时，这些话也清楚地道出了萨依德对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基本理解。他的立论是相当低调的，当国家权力和资本运作共同孕育出的 “ 刻板印象 ” 如洪水般席卷社会的时候，唯有少数知识分子据守在若干不同的地位上， “ 竭尽一己之力 ” 去遏制它。到这时候，知识分子体现的已经不再是人类创造美好世界的巨大能量，而只是生活不被平庸和刻板完全吞没的最後一点可能性。当然还不到全部失守的地步，而只要还据有几处阵地，便不能说全无反攻的希望；但是，从米尔思和萨依德的囗吻中，却已经可以听出他们是自居守位，而且是自觉到处于极大的劣势之中。我不禁想起鲁迅 1925 年对许广平说的话： “ 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 ” 这样的愤激之言，难道竟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自己存在意义的最後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