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就直觉地喜欢它：淡绿色的封面上，萨依德微笑着，一双聪明的眼睛锐利地看着你，下面是五个醒目的白色的字：知识分子论。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 知识分子 ” 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遭人忌讳的词。有两个人的话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一个是杜克大学 历史系的 教授，他激烈批评美国的现实社会，却自称： “ 我是反知识分子的 ” 。另一位是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被公认是丸山真男的重要的继承人，却在一家小酒馆里诚恳地对我说： “ 在今天，我们要是再以知识分子自居，未免太傲慢了。 ” 在北京，在上海，也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以这个 “ 过时 ” 的名词来称呼自己。即如我这样固执己见的人，每当写出以知识分子自期一类的词句时，眼前也不自觉地会浮现出若干年轻朋友的表情：理解，宽容，却不以为然。可现在，萨伊德却大声地来谈论知识分子了，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做系列演讲，他就以知识分子为总的论题，而且将演讲稿结集出书，题目更直截了当：知识分子论。
萨伊德当然懂得，这全球性的忌讳 “ 知识分子 ” 的心态是怎麽来的： “ 社会权威漫天盖地而来的强有力网络 ―― 媒体、政府、集团等等 ―― 挤压、排除了达成任何改变的机会，使得个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经常感受到沉重的无力感 ” 。一个人久受着这样的重压，确实是很难再鼓起充沛的激情，继续象左拉那样呼喊 “ 我控诉 ” 的。萨伊德也清楚地知道，近三十年来由解构主义发端的批判理论，对原有的知识分子观念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 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的知识活动之一就是质疑权威，更遑论削弱权威了。不但对于什么构成客观现实的共识已经消失，而且许多传统的权威，包括上帝在内，大体上也被扫除了 ” 。这所说的 “ 权威 ” ，除了上帝，还包括 “ 理性 ” 和 “ 主体性 ” 这一类有关人的普遍属性的观念。倘若它们都能被证明是虚幻的，是特定的利益关系和权力网络的产物，那康德式的启蒙思想，那建立在理性、主体性和历史进步等等观念之上的知识分子意识，又怎么可能不颓然倒地，使习惯于倚靠它的人无所措手呢？但是，尽管如此，或者说也唯其如此，萨伊德要正面来抗击这些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深重的打击。他严厉地反问： “ 福山 ‘ 历史的终结 ' 的主张和李欧塔 ‘ 大叙事的消失 ' 的说法风靡一时，但几年後，还有什麽比这些更不吸引人、更不真实的呢 ” ？他甚至断言： “ 李欧塔和他的追随者是在承认自己的怠惰无能，甚至可能是冷漠，而不是正确评估即使在後现代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依然有许许多多的机会 ” 。他执意要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讨论： “ 我所问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人如何诉说真理？什麽真理？为了何人？何地 ” ？在今天，他仍坚持用 “ 如何诉说真理 ” 这样的词句来描述他的基本论题，单从这一点，你已经可以预料他的论述会抵达怎样的深度，又会显示怎样尖锐的锋芒。
萨依德给 “ 知识分子 ” 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 “ 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 the art of representing ）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 ” 。这个定义分两部份： “ 艺术 ” 与 “ 代表 ” 。先说後一半：这 “ 代表 ” 是什麽意思？他解释说： “ 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 to ）公众以及为（ for ）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 。正是从这里，可以引出他的两个基本的看法。
第一，既然是对公众说话（ “ 代表、具现、表明 ” ），知识分子就势必是 “ 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 ” 。萨依德对于知识分子身上个人性与公共性的交融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他这样描绘自己： “ 我在观众或诉求对象之前提出我的关切，但这并不只关系着我如何发表它们，也关系着自己作为尝试促进自由、正义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一切。我把这些形诸形辞或笔墨，是因为经过深自省思後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说服别人接受这个观点。一方面是来自我的经验的个人的历史、价值、写作、立场，另一方面是这些如何进入社交世界，人们在其中辩论、决定有关战争、自由、正义的事。一己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只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 ―― 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徵 ―― 也是不存在的。总之，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的和所写的具有意义 ”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萨依德坚决反对知识分子退缩进狭窄的专业领域，成为冷漠、狭隘，唯专业建制是从的套中人。或许因为置身美国的学院，他甚至把 “ 专业化 ” 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大威胁： “ 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 ” 。他紧接着解释说： “ 我所说的 ‘ 专业 ' 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麽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 ―― 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具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 ‘ 客观 ' 的 ” 。他这里所描绘的 “ 专业态度 ” ，当然是取样自他的所见所闻，取样自美国学院中的现实。但是，与这大致差不多的 “ 专业态度 ” ，也已经在中国的学术界，在我们周围，大量地繁殖开来。中国的学院体制 ―― 包括各种研究院和学术评价体系 ―― 虽然远不如西方那样系统和严密，但它身为国家体制的一部份，反而能够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对一切置身于这个体制、却又勉力想做知识分子的人，造成极大的限制和诱惑。至少到目前为止，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的知识分子是太少太少了。世事已经看得够多了，谁愿意轻易摔掉自己的饭碗？何况还有功名心、出人头地的欲望乃至其他更难明言的计算在心中蠢然跃动， “ 学术 ” 、 “ 专业 ” 的名目又那样堂皇，就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无意地淡化原先的那一点真诚和义愤，放弃积极的思想活动，放弃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中国的学术界又确实有太多的浮夸和粗陋，即便你把 “ 学术规范 ” 简化为仅仅讲究注解的数量与格式，也不能说就一定毫无价值。在这样奇特的情形下，知识分子精神的消散和溃灭，更彷佛是理所当然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