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区，唐代的壁画墓从 50 年代起就屡有发现，在半个世纪中，除上述的帝王陵及陪葬墓外，在西安市郊和毗邻的咸阳等京畿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唐壁画墓。在西安市郊，有天宝四年 (745 年 ) 苏思勖墓，开元十七年 (729 年 ) 高力士之父冯君衡墓，大中元年 (847 年 ) 高克从墓，会昌四年 (844 年 ) 梁元瀚墓，开元十六年 (728 年 ) 薛莫墓，天宝四年 (745 年 ) 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太和九年 (835 年 ) 姚存古墓，天宝十五年 (756 年 ) 高元圭墓，兴元元年 (784 年 ) 唐安公主墓，金乡县主与其夫于隐合葬墓等。在长安县，有显庆三年 (658 年 ) 执失奉节墓，景龙二年 (708 年 ) 韦浩墓，景龙四年 (710 年 ) 韦洞墓，天宝元年 (742 年 ) 韦君夫人胡氏墓，中唐时的韦氏墓等。在陕西咸阳，唐壁画墓有武德四年 (621 年 ) 贺若氏墓，贞观 (627 — 649 年 ) 初年窦诞墓，睿宗景云元年 (710 年 ) 太平长公主之次女万泉县主薛氏墓，天宝六年 (747 年 ) 张去奢墓，天宝七年 (748 年 ) 张去逸墓，贞元三年 (787 年 ) 剡国大长公主李氏墓，以及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怀道 (670 — 727 年 ) 及其夫人安氏墓等。三原县有贞观四年 (630 年 ) 淮安王李寿墓。蓝田县有邓温墓。泾阳县有天宝十二年 (753 年 ) 张仲晖墓。富平县有景云元年 (710 年 ) 节愍太子李重俊墓等的发现。西安唐代帝王陵陪葬墓和西安地区的唐墓集中体现了唐代壁画墓的时代特点和绘画水准，这些系统的壁画墓不仅是唐代考古学排年分析的主要依据，而且为唐史研究和美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道释人物、鞍马、仕女、山水、花鸟等画科相对独立，形成规范，时代的面貌十分鲜明，由于有《历代名画记》和《唐朝名画录》等画史文献的记载，人们对唐代的画坛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熟悉的绝大多数唐代画家都画过壁画，不少唐人的作品还保存了下来。虽然墓室壁画的绘制相对粗放，未必有赫赫有名的大师参与，但从技艺水准看，很多皇族外戚、高官显贵的墓葬壁画也不可能出自泛泛之辈的笔下。唐墓壁画展示了这一时期众多匠师们在绘画上的高度成就，他们追随时尚，因而能够印证像薛稷、吴道子、张萱、周昉、边鸾这样一些画坛领袖人物的样式与技艺，填补了传世作品序列中的若干缺环，对于完整地重构唐代绘画史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的人物、仕女、鞍马画形神俱备，技艺精湛，在墓室壁画里得到了充分展示。西安唐墓壁画中发现的树下老人的屏风画，是唐代中期十分流行的题材，图样相对固定。流行的地域除西安地区之外，在太原、固原以及吐鲁番等地的唐墓中也有发现，颇受研究者的注意。最初曾将树下老人图与东晋南朝出土的竹林七贤砖画相联系，最新的研究认为，树下老人图可能是汉魏以来流行的孝子故事画在唐代的变体。唐墓壁画中女性形象极为丰富，包括捧物服侍、游园、乐舞等等，摆脱了前代《女史箴图》、《列女图》等传统鉴戒题材的限制，直接描绘妇女的现实生活，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技巧上都有新的突破。初唐的女性体态清秀、颀长；盛唐则是大髻宽衣，丰厚为体。张萱、周昉等仕女画家善于把握时俗世风的变更，吐故纳新，因而驰誉画坛。从唐墓的仕女形象中能看到仕女画样式的演变线索。

花鸟画和山水画也在唐代逐渐趋于成熟，在墓室中常作建筑、树石、花鸟等背景和壁画的点缀，显示出题材容量的扩大和笔墨技法的进步。其中，云鹤图与薛稷的六扇屏风鹤样是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唐代以画鹤必称薛稷。薛稷之鹤潇洒逸秀，不但能得其风姿态度，还富裕了人格化的气质。永泰公主墓甬道顶和韦迥墓甬道顶、墓室上部影作木构间都画有云鹤，作画时间即在薛稷的活动年代内，从中揣测他写鹤的精妙入情入理。梁元瀚墓、杨玄略墓墓室西壁均绘云鹤屏风，应也是薛稷所创屏风鹤样的发挥。 1991 年北京市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在海淀区八里庄清理的王 公淑及 夫人吴氏墓壁画，是北方唐墓最重要的发现。墓室北壁通壁画牡丹芦雁图，画中的牡丹折枝、正面鸟雀的画法与唐代花鸟画家边鸾样式之间有承袭关系。这样的花鸟画在河北曲阳的五代王处直墓和辽代的壁画墓中都在沿用，并成为五代以后装堂花的流行样式。陕西富平唐墓新发现的山水屏风壁画和曲阳五代同光二年（ 924 年）王处直墓中的两幅山水画，以墨笔为主，是研究早期水墨山水画不可多得的资料。

唐墓壁画重视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习俗和文化风尚。典型的唐墓把墓室作为内宅来经营，与社会礼仪、生活习俗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因此，唐墓壁画也就引起很多学科领域的重视。例如，建筑史家依据乾陵陪葬墓壁画提供的宫室门阙图象，结合相同规格的唐墓多天井斜坡式隧道的形制特征，讨论了这种类型唐墓与地上宫室的对应关系，再与文献相参证，论述了唐墓的不同等级和规制。同样，研究唐代的服饰、妆扮、兵器、家具，研究唐代的典章制度与文化交流，都离不开唐墓壁画。至于唐墓壁画展现的高超技艺和杰出成就，历来就为美术史家所关注，常常引为讨论传世唐画的真伪以及唐代绘画艺术成就的依据。

四、以辽五京为中心的辽壁画墓

兴起于漠北草原的契丹族，以骁勇善战而据有北部中国的大片土地，建国后分别设上京于临潢府 ( 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 ) ，设中京于大定府 ( 治今内蒙古宁城 ) ，设东京于辽阳 ( 治今辽宁省辽阳市 ) ，设西京于大同 ( 治今山西省大同市 ) ，设南京于北京 ( 治今北京市 ) 。这五京之地，大体也是辽代壁画墓的集中分布地区。从考古调查的统计来看，分布于这些地区的辽壁画墓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契丹贵族墓，主要见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腹地，并呈聚族而葬的特点。另一类是汉人墓，主要发现在辽南京、西京附近和东京的部分地区。契丹贵族壁画墓从 50 年代起相继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区发现。在昭乌达盟，有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辽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壁画墓，克什克腾旗热水二八地 1 、 2 号石棺壁画墓，翁牛特旗北大庙广德公木棺壁画墓，巴林右旗白彦尔登辽墓，敖汉旗康营子墓，敖汉旗北三家 1 号墓，巴林左旗白音敖包墓，喀喇沁旗娄子店 1 号墓，翁牛特旗山咀子 3 号墓，敖汉旗丰收白塔子墓，敖汉旗宝国吐乡丰山村皮匠沟辽壁画墓，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壁画墓等。近年又在阿鲁科尔沁旗发现有会同五年 (942 年 ) 耶律羽之墓和有天赞二年 (923 年 ) 题记的宝山壁画墓等列入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的辽墓。在哲里木盟，有库伦旗奈林稿契丹贵族墓群，木头营子辽墓 (1 号墓 ) ，奈曼旗青龙山镇开泰七年 (1018 年 ) 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在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京辖地，先后发现有辽宁义县萧慎微家族墓，建平张家营子墓，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朝阳姑营子耿氏墓、木头城子“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使武骑尉”墓、双塔区墓、凌河小学墓，北票季杖子墓、耶律仁先家族墓，彰武平安乡马家村重 1 号墓，岫岩新甸乡壁画墓。辽宁地区的辽壁画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壁画资料，而且还出土了极有研究价值的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

辽代的汉人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西京和南京的大同、北京和河北宣化等地。由于民族成分、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些地方的辽墓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起居器用，绘画样式风格等方面与北宋壁画墓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北京地区发现的辽壁画墓有应历八年 (958 年 ) 赵德钧夫妇墓、门头沟斋堂辽墓、统和十五年 (997 年 ) 韩佚夫妻合葬墓、重熙二十二年 (1053 年 ) 王泽墓等。大同一地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已发现为数众多的辽墓壁画， 80 年代以后仍有发现，主要分布在北郊的卧虎湾，城东的马家堡、西南的十里铺和新添堡等地，如卧虎湾 1 、 2 号墓，十里铺村东 27 、 28 号辽墓，新添堡天庆九年 (1119 年 ) 壁画墓，新添堡乾亨四年 (982 年 ) 辽大同军节度使许从夫妇合葬墓，马家堡单室砖砌壁画墓，卧虎湾壁画墓群等。在大同以南的朔州， 90 年代发现有市府街 21 号壁画墓。大同地区的壁画墓保存的好坏程度不一，壁画内容、布局、风格则相类似，并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此外墓葬材料尚未发表的壁画墓还有，大同城南纸箱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铁十七局院、煤气公司气源厂等地的辽墓，综合所得，大同发现的辽壁画墓数量已达到 20 余座。辽西京道境内壁画墓发现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区下八里辽晚期张氏和韩氏墓群，重要的有张世卿墓、张文藻墓和韩师训墓等。下八里辽墓的时代集中在辽末大安和天庆年间，均采用砖砌仿木结构，以真人偶像实以骨灰埋葬，系佛教的荼毗礼结合中国传统土葬的葬制。壁画风格则带有明显的汉地特征，代表了燕云地区辽墓壁画艺术的面貌。

契丹族因于晚唐、五代时崛起于北方，建国后又长期与宋朝发生关系，在文化上前接晚唐五代，后与宋代融合，因此壁画墓所提供的内容丰富的图像材料，就成为观察和研究宋

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交流互动的重要线索。

20 世纪 100 年间所发现古代壁画墓，上起两汉，下迄明清，差不多汇集成了中国的另一部历史。这部历史是用实物和图像写成的，它被埋藏于地下，真实而准确，它的每一页都是那样地具有吸引力。当考古学家打开墓室的那一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部足以与二十四史相媲美的地下历史画卷。当研究者循着这部历史画卷去探究图像演变的线索，绘画样式的源流，艺术风格的时代特征的时候，呈现在美术史家眼前的是一部地下埋藏的中国绘画史。它的生动和直观，足以让任何一部文字书写的《中国绘画史》黯然失色。

罗世平

中央美术学院人 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自《美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