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 世纪中国壁画墓的发现，可以初略地分为两个阶段，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分界，前后各约 50 年。 20 世纪一百年间所发现的古代壁画墓，上起两汉，下迄明清，差不多汇集成了中国的另一部历史。这部历史是用实物和图像写成的。当研究者循着这部历史画卷去探究图像演变的线索，绘画样式的源流，艺术风格的时代特征的时候，呈现在美术史家眼前的是一部地下埋藏的中国绘画史。

关键词： 墓室；壁画；综述

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在中国边疆的田野上就开始游荡着外国的探险家和考察队，他们进入东北和西北地区，对古代遗迹、城址、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不少珍贵文物因

此而被劫取，流失于海外，东北和西北地区也成为海外考古学界特别关注的两个地区。在西北，因有敦煌藏经洞和新疆地区古代遗址、墓葬的惊人发现而引得欧美考古学者纷至沓来。在东北，因日军强占旅大地区而提供了日本考古学者调查辽东地区壁画墓的特权和便利。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中国田墅考古的序幕，实际是在外国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硝烟中拉开的。如果追寻 20 世纪中国壁画墓发现和研究的学术起点，其发端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呈现出来的。

20 世纪中国壁画墓的发现，可以初略地分为两个阶段，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分界，前后各约 50 年。

在这前 50 年里，中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随着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覆亡，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加紧瓜分中国，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这期间，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由外国出资、有部分中国考古学者参加的调查项目。就壁画墓的调查和发掘而言，系统的田野考察重要的有过 3 次。最先进入中国的是日本人鸟居龙藏，他从 1895 年首次在辽东半岛对汉魏墓进行踏查，到 1941 年最后一次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调查，前后 5 次进入中国，时间越 46 年。他所考察的范围，大体是随后日本在中国作重点考古发掘的地区。日本考古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发掘持续到 40 年代中期，收获最大的是壁画墓，具有学术影响的是辽阳汉魏壁画墓的系统发掘和整理，集安通沟高句丽壁画墓的调查和清理，辽庆陵壁画的考察和介绍。稍晚于日本人进入中国调查发掘壁画墓的是英籍匈牙利人 A ·斯坦因，他从 1900 年起先后 4 次到中国新疆的和田、吐鲁番和甘肃敦煌等地考察，在 1913 — 1915 年所作的第 3 次考察时，重点调查了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墓地，发掘了大约六座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获得了部分壁画墓的资料。第 3 次调查发掘壁画墓是 1928 — 1933 年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黄文弼参与并主持了晋唐壁画墓的发掘整理工作，初步掌握了掬氏高昌墓地的大致情况。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参与壁画墓的考古发掘，但仍不是中国自主进行的考古调查。这前 50 年中国壁画墓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虽然给中国壁画墓的科学调查打下了基础，但对于中国壁画墓的整体面貌而言，还仅仅只是一个序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战争期间中断了的考古发掘工作，全国各省市成立博物馆和专门的考古机构进行文物的保护和整理发掘工作。原已发现的东北辽阳地区的壁画墓群、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群和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壁画墓群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壁地区，中国自主进行的考古调查和 发掘又有新的收获。例如在东北辽阳新发现了棒子台、三道壕、北园壁画墓群，极大地丰富了辽阳汉魏壁画墓的考古学资料，改变了日本人将汉魏壁画墓不作区分的状况，推进了辽阳地区壁画墓的分期研究。新疆吐鲁番晋唐壁画墓在经过早期的考古调查后， 70 年代又陆续发现了十六国和唐代的多座壁画墓，探明了阿斯塔那一哈喇和卓晋唐墓的范围，壁画墓的性质和年代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壁画墓的新发现形成了以下几个中心区：一、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和河北地区汉代壁画墓；二、以磁县和太原为中心区的北朝壁画墓；三、以西安为中心的隋唐壁画墓；四、以辽五京为中心的辽代壁画墓。

一、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和河北地区汉代壁画墓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北，地当历史上的中原腹地，洛阳又为九朝故都，因此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厚。早在 20 世纪初，这里就是国内外古董商主要的活动地，古墓盗掘成风，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壁画墓破坏严重。 50 年代以后，古墓盗掘之风受到遏制，壁画墓的科学调查和发掘有了重大收获。 1952 年发现的河北望都壁画墓， 1957 年发现的洛阳烧沟 61 号壁画墓群， 1960 年发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壁画墓， 1971 年发现的河北安平逯家庄壁画墓， 1976 年洛阳发现的卜千秋壁画墓， 1978 年洛阳金谷园村发现的新莽壁画墓等，成为新中国田野考古上的闪光点。这些壁画墓不仅为考古学提供了两汉壁画墓的标型资料，填补了早期壁画墓的空白，而且引发了学术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大讨论。意见的分歧虽是集中在烧沟 61 号墓壁画题材的解释上，但因郭沫若的“鸿门宴”说与孙作云的“傩仪图”说在争论过程中吸引了中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参与讨论的人数增多，衍生出了不少的新成果。更重要的是，讨论的问题逐渐由题材的考释扩展到了读解图像的方法。应该说这是自中国壁画墓发现以来，中国学者首次利用考古学的资料所作的有关美术图像方面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次讨论，它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对后来墓室壁画图像的研究启发良多。

二、以磁县和太原为中心区的北朝壁画墓

磁县曾是东魏、北齐首都邺城的所在地，境内存有民间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 1957 年考古发掘的讲武城 1 号墓和 56 号壁画墓属于其中的两座，结果证明是北齐的壁画墓。 70 年代以后，磁县又先后发现了东魏、北齐皇室及贵胄的高规格墓葬，重要的如 1974 年发现的北齐骠骑大将军、赵州刺史尧峻墓， 1975 年发现的北齐文昭王高润墓， 1978 年发掘的东魏茹茹公主墓， 1987 年发现的湾漳北齐大墓等等，逐一揭去了“曹操疑冢”的神秘面纱，确定了东魏、北齐陵墓区的范围，获得了邺城及周边地区高齐时期壁画墓的系统资料。与邺城高齐政权息息相关的山西太原，原是高欢的发迹地，北齐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从 70 年代开始也陆续发现了一批高规格的北齐壁画墓，如 1973 年发现的定州刺史、顺阳王库狄洛墓， 1979 年清理发现的右丞相、东安郡王娄睿墓， 1987 年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的北齐后期的壁画墓， 2002 年在太原东郊王家峰发现的北齐司空公、太尉徐显秀墓等，壁画墓的形制和壁画风格表现出与磁县壁画墓相同的时代特征。

东魏、北齐立国都短，文献所记关于北齐的文化艺术，因没有更多的实物保存流传，长期以来对其面貌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以磁县、太原为中心区的东魏北齐壁画墓的系统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具体而形象地比较“密体”与“疏体”这两种画风的特点，不仅填补了东魏、北齐艺术的空白，而且对于观察北朝晚期北方与南方，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探讨隋唐文物制度和艺术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三、以西安为中心的隋唐壁画墓

西安作为隋、唐的都城，前后长达 326 年。唐朝国力强盛，帝王崇尚厚葬，自唐太宗李世民营建昭陵，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之后，唐朝各代帝王的陵寝多依山构筑，务崇高耸。在今西安周围的乾县、礼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东西绵延百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唐朝 18 座帝王的陵墓。早在 20 世纪初年，日本考古学者关野贞，法国汉学家沙畹就曾对西安地区的汉唐陵墓进行过调查。 50 年代开始，陕西文物部门开始着手调查勘测唐代的帝王陵和陪葬墓，掌握了西安地区帝王陵和陪葬墓的详细资料。从 1960 年乾陵发现永泰公主陪葬墓开始到 1995 年发掘唐僖宗的靖陵时为止，唐朝的帝王陵及陪葬墓的考古学成果成了壁画墓中最为丰富的部分。

靖陵是西安唐十八陵中年代最晚的一座，也是唐陵中第一座进行考古发掘的帝王陵。由于该陵多次被盗，破坏严重，墓内的壁画已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壁画的艺术水平远不能和盛时的相比。陪葬墓的清理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献陵、昭陵和乾陵范围内。据考古调查，唐高祖李渊的献陵陪葬墓为 30 座，墓主大多是唐皇室宗亲，经考古发掘的墓葬有高祖第十五子李凤墓，高祖第六女房陵公主墓等。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陪葬墓现统计有 185 座，从 70 年代以来发掘的 30 多座陪葬墓的情况来看，墓主既有皇室宗亲，也有文武功臣。有代表性的壁画墓有李勋墓、郑仁泰墓、阿史那忠墓、安元寿夫妇墓、杨恭仁墓、段简壁墓、杨温墓、长乐公主墓、韦妃墓、新城长公主墓等等。这些壁画墓主人的入葬时间从贞观十一年 (637 年 ) 到开元二十九年 (741 年 ) ，形成一个长达百年的系列，为整理唐代壁画墓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考古学资料。唐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现知的陪葬墓有 17 座，考古发掘的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墓主人都是李唐与武周政治旋涡中的牺牲

品，在中宗复位后，特将李重润和李仙蕙从洛阳迁来陪葬于乾陵，并号墓为陵。又将原来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的李贤追封为章怀太子。这 3 座壁画墓规格高于普通的陪葬墓，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出于李唐皇室与武周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需要。墓中的壁画艺术造诣很高，反映了初唐人物画的水平。在蒲城县坡头乡的唐睿宗桥陵， 1995 年新发现开元十二年 (724 年 ) 惠庄太子李伪陪葬墓，墓中保存了车马人物、文武侍从等壁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