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贝尔所说的，“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它的试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 [13] 。 90 年代后，旧有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模式已经被“实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解构了，新的理想主义已经不可能被大众认同。“当所谓的先锋文学或日纯文学越来越傲视读者大众，越来越陷入文本的游戏中难以自拔的时候通俗文学潮水般汹涌地弥漫开来。” [14] “晚生代小说”和“新新人类小说”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历史情境，一个充满物品的工业化世界。新兴工业诸如跨国公司和商业、电脑、网络、 VCD 成了这个时代的景观，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角落。“ 90 年代文学被卷入当代文化潮流，它再也不可能像 80 年代初期那样，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引导时代精神行进，它现在更像是被捆绑在消费社会这架欲望化战车上的俘虏，只是在它勉为其难的挣扎姿态中，还保留着传统文学的流风余韵。” [15] 90 年代中国的变化或许太快，连詹姆逊都感到有些诧异，“毛的时代仿佛像五四一样成为遥远的过去，中国的某些部分——城市部分——正迅速变成后现代的过程，尤其在后现代性意味着历史或历史感或历史性消失的那种意义上。” [16]

正因为如此，“新人类作家”把她们历史感的丧失归咎于新兴的工业文明，是工业文明扼杀了她们理想的火焰，破坏了她们纯洁的童贞和美妙的幻想。工业文明制造着种族冲突、阶级对立、文化霸权 (hegemony) 、殖民主义和性别差异。对于工业文明的仇恨充满在“新人类作品”中，“工业时代的文明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上感染了点点锈斑，身体生锈了，精神也没有得救。” ( 《上海宝贝》 ) 因此，孤独的“新人类”便要反叛这一切，重建她们的精神家园和心灵的天堂。“新人类”的不满的确有其充足的理由，她们成长在“仿真”和“复制”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故乡菜园旁清澈的河水、古老悠长的城市胡同也消失了，只有高楼、电梯、广告、服装，网络、人造玩具、商业杂志填充在她们周围，所有人的生活场景丰富多彩而又日趋雷同。拥有丰裕的物质商品，却又孤独寂寞是这个时代所有青年的病症，在她们周围，所有的友谊、爱情、道德评判都由她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所决定。她们却又注定无法摆脱这些物品，只能越来越贪婪地依附在化妆品、时装、广告这些商品身上，在这个年代里，所有的美丽都是化妆晶制造出来、所有的承诺都依赖金钱的交换。

在“晚生代小说”中，似乎残留着美妙的乡村记忆，但这是一种不断被商品侵蚀的记忆，是一种痛苦的记忆。叶弥的《成长如蜕》里，与“弟弟”身体成长相反的是，那些善良、美德观念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欺骗、敲诈和伪装。“弟弟”的成熟也就意味着“弟弟”已沦为商品世界的一员，“西藏”作为与物质时代对抗的“精神家园”成了最后的“象征风景”。而在“新人类作家”的笔下，“西藏”那样的童话世界早已荡然无存，似乎根本就不存在过那样的世外桃源，所有的地方都是工业文明制造的垃圾。邱华栋把整个城市 ( 除了酒吧 ) 之外的地方都看做是垃圾，“而在酒吧的外面，黑暗早已浸湿了整座城市。使得整座城市看上去像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垃圾场，一个有着一千多万垃圾制造者的垃圾场”。卫慧笔下的上海是人类发明的疯狂产物，“这是上班高峰期间的城市。各种车辆和行人交织在一起，像大峡谷里的激流那样流通、流动，夹杂着看不见的欲望数不清的秘密，迤俪向前。太阳照在街道上，街道两边的高楼鳞次栉比地耸立于天地之间，是人类发明的疯狂产物，而日常生活的卑微像尘埃一样悬浮在空气里，组成了工业时代千篇一律的主题”。

工业文明培养了“新人类”，“新人类”却也成了工业文明的天然敌人。“新人类文学”攻击工业文明实则是对理性秩序社会的不满，在她们看来正是理性本身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那么她们用什么来抵抗工业文明呢 ? 那就是通过非理性的行动，诸如暴力、摇滚、吸毒、做爱、音乐、疯狂表演、流浪、自我封闭的行为方式，和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以及权力理性对抗。即通过贝尔所说的制造“幻觉文化”来摆脱工业文明的束缚。无论是躲在酒吧的幽暗角落，还是在舞台上嘶声力竭的歌唱，无论是一声不吭、还是大吵大闹，她们都是在制造一种麻醉自我的“幻觉场景”，只有在那里，她们才接近她们的梦中天堂和精神家园。“我和赛宁都相信直觉、相信感伤、有表演欲。喜欢自然、平和、自由的生活。别人说我们生活在幻觉中。……我们的生活是自娱自乐的，我们不愿意走进社会，也不知道该怎样走进社会。” (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 棉棉采用拒绝走进社会的方式企图保留已经丧失的自我，而卫慧、海男有着强烈的表演欲望，她们要通过融人社会，疯狂表演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像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几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 《上海宝贝》 ) 通过疯癫表演、性爱、摇滚，“新人类文学”意图建立一种不受工业文明的理性原则支配的“反文化”。

三、仪式的抵抗

不过，“新人类文学”对于工业理性的抵抗是虚弱的，它只能算得上一种“仪式的抵抗”。仪式的功能之一是“通过仪式唤起的敬畏感保留不断发展的社会必不可少的那些禁忌；仪式，换句话说就是对神圣的戏剧化表现” [17] 。仪式要通过表演才获得认可，无论是对于巫师，还是群众，仪式的表演意义往往大于它的实际内涵。

表面上，“新人类文学”的确充满了愤世嫉俗的反叛，它要用一切异端的方式和工业文明决裂、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划清界线、和理性对抗。因此它们被归类为“反文学”、“反戏剧”、“反经典”，总的概括就是“反文化”。然而与这种超常反叛激情相伴随的，却是一系列的商业化行动。 MTV 、摇滚、美女作家都和商业时尚密不可分。因此在时尚、世俗、色情的欲望表演仪式中，反文学、反戏剧、反经典的“反文化”的先锋气势已丧失殆尽，成了虚无的口号。剩下的是什么呢 ? 是一种媚俗的“平面景观”，在这个“平面景观”里，没有英雄、也没有自我，所有的只是快感——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自我的快感，“新人类”就是通过制造文化的“快感”来让人忘却周围的工业环境，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的文化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