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代后,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异常的速度进行着, 60 年代就在西方出现的“后现代情境”在中国迅速扩张开来。密集的建筑、大量流动人口、高速公路摧毁了人们对传统的世界看法,动摇了人们固有的伦理观念和理性思维,一个工业化世界的雏形出现。正如马克思的名言所说的那样,一切固有的观念和关系都不复存在。社会变化带来了文化的“新情绪”,处于边缘的“青年亚文化”迅速渗透到日常生活里,并和商品和广告结合,成为流行时尚,詹姆逊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以及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等,在 19 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看歌剧,文化依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 [8] 詹姆逊所说的“扩张”现象在 90 年代“新人类文学”中十分普遍,文学和其他样式的文化以及商业行为更加融合,摇滚、酒吧、同性恋这些边缘话语进入了文学的天空,文学同服饰、饮食一样具有了时尚意义。卫慧在一本小说集封面特地用了“制造”的词语,以表明文学和商业消费的关系,卫慧还借用小说的叙述者表达了她的商业化意图,“理想的作品应该是兼具深度的思想内涵,畅销的性感外衣”。 ( 《上海宝贝》 ) ,文学家不再具有神圣光环,他们是工业社会的商品,和时装模特、磁带、 MTV 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美女作家”的作品比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畅销,《作家》、《芙蓉》等文学期刊都像推出新产品一样,推出了“美女作家群”的玉照,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和窥视的欲望。这里,卫慧给人们一个不同的文学概念,反抗传统的意识十分明确。
但又如詹姆逊说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在欧洲和北美洲这种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在第三世界……便是三种不同文化时代并存或者交叉的时代,在那里文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 [9] 中国的青年亚文化是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文化反映,但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不同于西方,在中国,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文化工业” [10] 社会并没有实现,“工业化景观”只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广大的乡村依然处于前工业社会,甚至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时代”都没有完全实现。前工业、工业和后现代情境并置而生,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又使“新人类文学”一出来就置身于全球化和本土化对比的历史情境中。这样,传统和现代、全球和本土,青春的激情和商业的世俗,世纪末的惶恐和新世纪的幻想,都使 90 年代中国青年亚文化深深地打上了霍米·巴巴说的“混杂性”特征。
卫慧在她那本著名的《上海宝贝》里,有一段话值得深思:“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东方城市,从 30 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方相互交合、衍变的文化,现在又进入了第二波西化浪潮。天天曾用一个英文单词‘ post-colonial ' ( 后殖民 ) 来加以形容,绿蒂咖啡店里那些操着各国语言的客人总让我想起大兴词藻华丽之风的旧式沙龙,时光交移,恍若一次次跨国旅行。”“后殖民”一词当然不是卫慧的创造。在邱华栋的《摇滚北京》中,以莫力为主的 YES 乐队成员混合着各种族类,爱特尔是印第安人,对美国白人充满仇视,主吉他木胡塔是维吾尔人,他们演唱的酒吧也“混杂”着多种色彩:他们在东方最古老的都城之一——北京——演唱着最激进的西方摇滚乐,演出的酒吧有时就是最正统的“官方俱乐部”,“这是在北京第三使馆区边上的一家官方的俱乐部底层,墓穴一般的酒吧被装扮成了越南南方丛林、迈阿密海滩和美国西部牛仔风格交相混杂的风格”。“混杂”的对比场景颇具反讽的意味。
“新人类文学”就带着这种交融混杂的暧昧姿态走.上了舞台,宣泄着她们的情绪。在这里,前现代和现代、全球和本土、激越和颓废、浪漫和怀旧、色情和纯真都“杂居”在一起。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并形成了 90 年代文学的激情反叛的表征。但是我们认为, 90 年代“新人类文学”的反叛抵抗只是一种绝望的仪式,虚弱的抵抗最终淹没在暴力、商品和泛滥的情欲中。因此我们用“仪式的抵抗”来概括“新人类文学”的写作图式,以表明文学在此历史情境里已失去传统意义,而成为一种宣泄的仪式,一种虚无的抵抗,一种时尚的商品。
二、反叛的“新人类文学”
“我讨厌一部叫做《摇滚青年》的电影,那种虚伪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气息叫我恶心。也许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我想,但我要的是另一种音乐,一种赤红的、孤独的、华美的、坦率的、世俗的,这是新一代的声音。” ( 《乐队:摇滚北京》 ) 邱华栋借叙述人莫力之口呼唤“新一代声音”的宣言像是一种表演,但它更是一种情绪,一种反叛的“文化情绪”,“新人类”就是带着这种独特、异端和貌似激烈的“反文化”情绪走上了商业舞台。
“多元共生”的 90 年代文学荡漾着一种激烈的“反叛情绪”,但是 90 年代文学的“反叛情绪”和 80 年代文学的反抗情绪已经迥然有别。 80 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和“实验小说”反叛的是传统那种以“人物、情节和结构”为要素的文学模式,试图重新恢复形式和日常生活的意义,他们接受的是现代主义和叙事结构主义的观念,着力破除传统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模式。所以丁帆认为“新写实小说”和“实验小说”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贯通性,都致力于对于“终极价值的摒弃和对旧有意义模式的拆解” [11] ,只不过,“新写实小说”是从当下的社会状况解构那些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意义模式,在“新写实小说”提供的日常生存的场景中,所有的人都卑微可怜、生活黯淡无奇,没有英雄,每个人只是活着。而“实验小说”则力图通过重构历史,颠覆以往经典宏大的历史叙事,重新恢复形式的意味,所以他们拆除了所谓的现实主义历史,把历史置于想像和虚构的实验中。“新潮作家的历史叙事,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将以往貌似客观的历史改写为主观形态的历史,将线形的、完整的历史改写为断裂的、非逻辑的历史,将集体经验形态的历史改写为个体经验形态的历史。” [12] 无论那种方式,“新写实小说”和“实验小说”的内在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恢复小说的本体位置,放弃那种终极的理想观念,提倡个性和创新。“新写实小说”和“实验小说”一个通过对当下的解构,一个通过对历史的重叙,“联袂”消灭了固有的理念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