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
世界图像这一概念,不足以分析已变化和正在变化着的情境。急剧倍增的形象不可能统一成一个单一的供知识分子静观的图像。视觉文化试图寻求在新的 ( 虚拟 ) 现实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便把握对抗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危机和视觉爆炸的关键。用米歇尔·德·塞托的话
来说,视觉文化是一种战术,而不是一项战略,因为“战术属于战略”。执行一种战术要充分考虑到敌方的情况以及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管制社会。尽管有人发现战术的军事含义不得要领,但可以说在持续的文化战争中,战术对避免失败却是必要的。恰如早先对日常生活的探索强调消费者从大众文化角度为自己创造不同意义的方式一样,视觉文化亦将从消费者观点来仔细探究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心理、各种裂隙,以及抵抗的场所。
( 后 ) 现代对现实的解构不是在先锋派的工作室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正如情境主义者从报纸上收集那些貌似常态但却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样,我们也能借助大众视觉媒体看到日常生活现实的大崩溃。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像舍瑞·莱文 (Sherrie Levine) 和理查德·普
林斯 (Richard Prince) 这样的后现代摄影师,试图通过征用别人拍摄的照片对摄影的本真性提出质疑。现在,对摄影再现真实的理论的否定,已成了像《世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和其他更受人尊敬的出版物谈论通俗文化的一个主要话题。摄影在这样一个可疑的社会风气中发挥着效力: 0 . J .辛普森的律师很可能驳斥这样一张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显示他的当事人穿着杀手穿的、不同寻常的鞋子,为此,他必须再找出另外三十张甚至更多的照片。单独一张照片已无法代表真相。同样,某些人们看得特别痴迷的电视连续剧与现实也毫无共同之处。肥皂剧构造出相似的情景:一个失散已久的双胞胎兄弟与家人重逢几乎不会引起议论,一个人物的死亡也决不意味着他或她下周将不再回采。用希区柯克的话来说,是因为肥皂剧是不真实的表演,而不管它表现什么。肥皂剧也许是最为国际化的视觉形式,它博得了如俄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各个不同国家的全民性的关注。在全世界,真实的东西每时每刻都被颠覆着。
然而,视觉物不仅是信息和大众文化的媒介,它有一种感官直接性,这是印刷媒介望尘莫及的: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各种视觉形象与印刷文本截然不同。这与简单性决非一回事,相反它使人们第一眼看到它时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一点是印刷文本不可比拟的。这就是充斥荧屏的《 2001 :太空奥德赛》中的太空景观、观看柏林墙坍塌的实况转播或看到塞尚风景画中那闪烁多变的蓝色和绿色所带来的感受。正是那些边缘、那些嗡嗡声,得以把不同寻常与单调乏味相区别。这些丰富体验得以把视觉信号或符号电路的不同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在一起。用大卫·弗里德伯格 (David Freedberg ) 的话来说,那些紧张而又令人震惊视觉冲击力的时刻激起了人们的“钦佩、敬畏、恐怖和欲望”。视觉文化的这一层面是所有视觉活动的核心。
我们把这种感觉命名为崇高。崇高是表现现实中痛苦或恐怖的事物时产生的快感体验,它使人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和自然的力量。古代的朗吉驽斯第一次对崇高进行了理论阐释,他描述道,“我们的心灵被这种真正的崇高所升华,它骄傲地飞翔,充满了喜悦和自负,似乎是它自己创造了它听说过的一切”。众所周知的古典雕塑《拉奥孔》就是崇高艺术晶的典范。这一雕塑展现了特洛伊武士和他的孩子与将要吞没他们的巨蟒进行搏斗的场景。他们那徒劳的搏斗激起了历代观赏者的崇高感。启蒙运动哲学家伊曼努埃尔·康德赋予崇高更新的重要性,称之为“伴随痛感的快感”。康德对比了崇高与美,认为前者作为一种更复杂、更深刻的情绪,它引导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对崇高的向往,它“痛恨所有的束缚,宫廷里浮华的各种穿着,到小船上束缚奴隶的枷锁”。这种对崇高的伦理道德而并非纯粹美学意义上的偏爱,使得利奥塔重又将崇高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用于后现代的批评理论中。利奥塔把崇高看做“一个痛感与快感的混合体:理性上的快感超出了所有表象,想象或感性中的痛感证明了不足以把握这个观念”。因此,崇高的任务就是“展现这种无法展现的东西”,是一个后现代时期无情的视觉化的合适角色。此外,由于崇高源于试图展示自然界中不相关,的观念——如和平、平等或自由——所以,“对崇高感的体验就要求人们具备一种对源于文化习得而不是生而具有的理念的敏感”。崇高与美不同,美可以在自然或文化中体验到,而崇高是文化的创造物,因而它也是视觉文化的核心。
上面,利奥塔对康德崇高理论的修正赢得了普遍赞誉,这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康德认为所有的非洲艺术和宗教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都不屑一提,因为它们与他所想象的崇高相去甚远。但对于偏见极少的人们来说,非洲雕塑诸如浑身铁钉的恩凯思 (nail-ladennkisi) 这样的神灵形象,它们正是创造了崇高感融快感与痛感于一身,而且,非洲雕塑也是由展现不可见事物的愿望所激发形成的。视觉文化研究试图描述马丁· J ,鲍尔斯 (MartinJ . Powers) 所说的“一个微型 (fractal) 网络,其中充满了来自全球的种种模式”。上述非洲雕塑的例子对这种研究方式形成了重大挑战。然而,鲍尔斯并非简单地为一个包括一切的全球性视觉形象网络辩护,而是强调了全球网络的力量差异。今天,必须承认,视觉文化仍然是一个西方谈论西方的话语,在那一框架内,正如大卫·莫利 (Dvaid Morley) 提醒人们的,“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思考现代性,不是特指或必然指欧洲……只是碰巧如此”。从历史长河来看,欧洲美国人——用日本人的说法——在相对短期内支配了现代,现在这个时段可能正走向终结。简言之,视觉文化的成败可能有赖于它从跨文化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要面向未采,而不是把后视镜般的人类学文化研究方法作为传统,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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