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50 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 “ 中国文化起源 ” 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 7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占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 “ 区系类型 ” 这个概念的探索。在 1981 年第 5 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 (1) 陕豫晋邻境地区； (2) 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3) 湖北和邻近地区； (4) 长江下游地区； (5)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6) 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19] 。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 “ 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 ” ，也就是说， “ 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 ” ，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20] 。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 30 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 “ 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 ” 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 [21] 。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 “ 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 ” ： (1) 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 (2) 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 (3) 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 “ 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 ”[22] 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 (1957 年 ) 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 “ 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 ”[23] 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分析结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论题，或可以说是使旧的论题复杂化了。根据上引安志敏、邹衡、蔡凤书、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说中国文明的 “ 起源 ” ，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条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头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在这些位学者看来，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分析是 两码 子事。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 文明 ” 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

    讲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它的起源问题。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一部分是集中在 “ 文明 ” 这两个字的定义上的；例如有人说红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庙，证明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辽河流域；也有人说红山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还不具备文明的条件，所以讲中国 “ 文明 ” 的起源还谈不到红山文化 [24] 。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人手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出现的。这样即使不能解决文明的起源问题，至少可以知道从何处何时来出发从事这个问题的研讨。先决定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会科学通论的著作中去采取的：在中国一般采自所谓经典著作，即公认为真理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25] 。这本书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大段，即野蛮 (Savagery 又译为蒙昧 ) 、半开化 (barbarism ，或译为野蛮 ) 和文明 (Civilizafion) 。每一个阶段都有很精确详细的定义；摩尔根氏对 “ 文明 ” 的定义是： “ 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 ” 自摩尔根以后，把 “ 文明 ” 的定义加以扩充和定规化的企图是很多的。最近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也采取这种界说的方式，把 “ 文明 ” 的内容规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如邹衡分析 “ 文明 ” 的标志是：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 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例如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人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这样，我们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 ”[26] 李先登的看法也与这相同，他也 “ 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