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思考与我们的生存状态有密切的关系。礼堂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产物，它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今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物质化，这种距离本身就带有一种力量和思考。礼堂曾经是“净化和改造”灵魂的场所，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汇聚地。现实中精神和理想遇到了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这些文化人一直在思考和焦虑的问题。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唤起，礼堂与我们的考虑比较切合。

创作上我们喜欢用图像学的方式去观察事物，与舞台化的主角、配角等人物分层次、分中心、分起伏、分段落的方式相背，不人为主观的营造中心、主次、而强化一种平均感，把任何中心和发现都交给观者的眼睛，在眼光的搜寻中获得一种感受。这样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图片式的互动。我们正是以这种图像学方式来改变自身习惯性的观察方式，来避免摄影先人为主的概念介入。如果说很多摄影重在瞬间的话，我俩则旨在摄影的理性把握。理性摄影的趋向在《大礼堂》中表现尤为突出。

礼堂就像一个标本，体现着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记者：给我的印象是，你们的拍摄是按照周密的计划来做的，像在做工程。你们后天要去青海，是又发现什么新的拍摄线索了吗 ?

幕辰：建筑在不同地域是有不同的样式，前两年我们跑南方比较多。西北还没有拍过。

记者：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你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择拍摄的对象 ?

邵逸农：应该是能够基本覆盖中国的各个地区，比较典型的，比如东北、华北、江南、西南、西北等等几大片。因为相同地域的礼堂风格会比较接近。

当时是分了二大部分，一部分是走革命路线，红色根据地，曾经在中共党史有记载的，作为会址被保护的重要会场；另外一部分就是现在仍然被使用的会场，还有就是被完全废弃或改变功能的会场。

幕辰：这样就呈现出礼堂历史的变迁。我们可能是在做事上比较彻底。比如礼堂，我们并不满足拍几张成为一组，参加几个展览就算了。我们对传统一直很有兴趣，包括革命的传统。做家谱，拍礼堂不是出于单单的怀旧感，而是我们给自己—个反视传统的线索。从最早利用祠堂、教堂作为集会的场所，到兴建瑞金大礼堂、杨家岭大礼堂、边区大礼堂，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大礼堂遍及城乡。在今天拆迁改造的高潮中，这个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建筑样式所剩无几。我们常常感叹“拍”的速度赶不上“拆”的速度。

邵逸农：礼堂外观的年代感特别强，像最早的礼堂，它是沿用过去的古建筑，雕梁画栋的；然后到祠堂类的；到解放初期比较简陋的；到 50 年代有—些苏式的、雕花的；到 70 年代就比较简单、粗糙一些；到 80 年代就出现瓷砖类的，有的把 70 年代的礼堂翻新； 90 年代就有大玻璃、铝合金的。这种类型的变化非常丰富。

慕辰：有的礼堂传达的信息特别丰富、混乱，也特别好玩，像李家溪的那个礼堂，原来是祠堂，正面有毛主席像，有选举的标语，有大红“喜”字，布祭祖的牌位，所有的东西都在礼堂的台上。旁边就住一家人，守着这个礼堂。礼堂就像一个标本，体现着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让照片中的每一个部分纺织在一起，扣在一个主题里面

记者：我估计读者看到照片只是你们拍摄的很少的一部分。

幕辰：对，我们的确拍了很多， 200 来张有了吧。现在拿出来展览、出版的就 12 张，其实我们有许多照片也非常精彩，但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记者：这是你们合作的第几组作品 ?

邵逸农：大的作品这是第三组，小的作品就很多了。

记者：这是你们两人的作品，你们是怎么配合的呢？你们曾经独自做作品。合作比单个人做的优势在哪里？

邵逸农：两个人的思路比—个的更理智更清醒，从经济上来讲也更节省，投入更少。就像拍礼堂，花费是相当大的。

慕辰：一个人拍，你肯定还得找一个助手，索性我们就一起拍，相互做助手。

邵逸农：我们在思路上是互补的，我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她有摄影的功底。结合起来比较完美。

慕辰：也许今后有别的方案会需要我们独立去做，但是至少目前合作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

邵逸农：我们每一组作品都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我们不断提出方案，相互否定，或者提出修改的意见。这样不断重复，直到开始拍摄。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记者：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邵逸农：至少—年。

慕辰：这要看怎么算法。查党史资料就花了将近两个月，看了许多相关的书、画册。这在以前是很枯燥的东西，现在讲起这段历史上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

邵逸农：准备的过程很长，但是一旦拍起来，就很简单，更多的就是体力活了。我们选择的就是平视，从一个人高的角度去拍。刚开始拍的时候，是想从更高的视角拍摄，就站在椅子上拍，这样会更有纵深感。但是后来发现，有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站在—点的位置，所以为了画面的统一，都采用平视拍摄。像最早在杨家岭拍摄的那张，视线太高，所以还得回去重拍。

因为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对我来说色彩、造型的严格要求都是—种本能。把那种原始状态的色彩经过比较理性的处理，把自然状态经过梳理，这种变化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俩都喜欢黑白摄影，所以到需要彩色的时候，对于彩色的控制和把握就成为特别的一件事。在这点上，我俩考虑得非常多，如何控制这种纯自然的色彩，从选片、出样，到最后的出片，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时比拍照片的时间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