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农与慕辰以极大的耐心，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奔走，为在特殊的年代里扮演过特殊角色的大礼堂造像，让我们看到大礼堂在当今这个泛商业化的时代里的矜持的窘态。

从字面看，礼堂是行礼如仪的空间。“大礼堂”首先是一个政治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既发生过对于现实政治的无奈追认与狂热跟从，也发生过对于人性的大肆摧残。大礼堂，大礼堂，既是一种政治审判与加冕的权力空间，也是一种培植宗教狂热的温床，既是一种展示权力体现合法性的地方，也是一个权威受到质疑并威风扫地的地方。它是一个威权施虐的圣公所，也是一个反叛聚义的大舞台。而它的内部装饰则更将一种意识形态的夸张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历史毕竟是平静多于波涛，它终归会在一阵惊涛骇浪的狂暴之后回复到微波荡漾甚至是死水微澜的宁静。邵逸农、慕辰的《大礼堂》系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大礼堂在当今这个泛商业化的时代里的矜持的窘态。

大礼堂，一个过去的泛政治空间，如今却在一个泛商业的时代里风华老去。它或者面临被夷为平地的命运，或者从党的会议场所改成宗教讲堂。总之，大礼堂威风不再。然而，它仍然是一个装满了历史记忆，贮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的博物空间。将大量的时代信息在时间空间的作用下作了反复叠加的大礼堂，它别无选择地集约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就在它们不再重要、不再风光的当口，邵逸农与慕辰以极大的耐心，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奔走，为在特殊的年代里扮演过特殊角色的大礼堂造像，为那个时代保留了一份的可资追怀的记录。我们在邵逸农、慕辰的《大礼堂》系列中看到，这些存在于中国大地的不同地方，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的，拥有丰富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含与意识的符号与图像被他们长期地、“别有用心地”以一个完整的系列记录了下来。这时，《大礼堂》系列所屯积的历史信息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摄影家的历史感就无法令人漠视了。

他们与大礼堂正面相对，将大礼堂的所有细节一网打尽于自己的镜头之中。他们的视角规整平实，决不哗众取宠。然而，正是这种平朴，将大礼堂的今日境遇作了最为妥贴的交代。邵逸农与慕辰用这种回到摄影原点的平实的拍摄方式，冷峻地展现了历史的沧海桑田 ( 虽然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点夸张 ) 与人事变迁。

他们以现在的清场般的宁静反衬了曾经的颠狂，道出人事永久的空虚。然而，在他们细细入扣的凝视之下，我们发现，历史其实并没有退场，而是顽强地通过一切细节在叙说着过去。面对这一切，还有什么可以与之一争高下？老实地用照相机“凝视”面前的一切就已足够。其实，这才是对历史与历史辩证法的真正理解。

摄影作为一种满足观看好奇心的“截取”与“凝视”的器械，它完全有可能在摄影家遇见罕见的或者已经行将消逝的事物时，让他以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冲动来拍摄保存。摄影，作为一种记忆的容器，也有能力将它面前的一切照单全收。不过，大多数人的拍摄都只是一些偶发性的行为。然而，在有心的摄影家手中，一旦这样的偶发性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长期行为时，这种行为以及在此行为背后所体现的出来摄影观和历史观就不再是偶然的东西了。苏珊·桑塔格说，“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今天，邵逸农、慕辰通过收集大礼堂来收集历史，收集过去。

事实证明，邵逸农、慕辰的这种持续观看决不是一种即兴反应，而是一种饱满的历史意识的持续确认与坚实把握，一种确定的视线对过去的坚忍搜查与精确扫描。当这些照片被集中在一起时，当这些大礼堂中的细节以各种方式跃入我们的眼睛时，它们既是一种历史无意识的无可逃遁的浮现，也是摄影家的历史意识与摄影观的强力体现。这些照片时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言词丰富的历史潜台词，照片时空中的每一片色彩，都是由那过去的历史所打底，却又不会不泛起历史的底色。当然，这些照片更是摄影家对于中国现代史的一种尽在不言中的视觉评价。在他们的照片里，我们分明听到了由细节谱写的历史的空谷足音。然而， 一切又那么地空寂。

而奇怪的是，在历史的风云过后，笑在最后的居然是摄影。因为照相机总是马后炮似地来到现场，在开闭快门后悄然离开。谁说不是摄影笑在最后？

（顾铮 学者 上海）

附：邵逸农、慕辰访谈

大礼堂的发现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新的空间，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空间里唤起了我们内心里的追忆。

记者：记得两年前内陆到你们的前一个作品《家族图谱》的时候，慕辰透露正在着手做另外一组作品，说的就是这个吧？

慕辰：是的。在拍《家族图谱》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邵外公当年开店的小镇——葛仙，整街的老民居依然面貌完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紧靠挨着外公的老店，突然矗立着一座大礼堂，高大而张扬的门面在青砖的民房里很的扎眼，门前的池塘，黑乎手的塘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排泄物和大礼堂的倒影。（当时我拍了一张礼堂外观用做《家谱》一书的插图）。礼堂已多年不用，我们扒门缝看到里面空荡荡的，霉味儿刺鼻。后来在别处又看到了相似的荒弃破败的大礼堂，总有某种感觉挥之不去。事过两年，才觉得可以拍摄它了。

邵逸农：其实，《家族图谱》是我们的一个起点，并无多少惊人的学术发现，就其形式而言是继庄浑、海波之后又一个中国集体合影的重拍模式。这里面有极大的中国情结和人为的局限。大礼堂一开拍，我们就跳开了《家谱》的影响。

记者：从《家谱》到《大礼堂》有什么推进的线索 ?

邢逸农：大礼堂的发现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新的空间，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空间里唤起了我们内心里的追忆。无论是在这寂静中出现口号、歌声、鼓掌声、激奋的喊声，还是人去楼空、一片破败，都触动着我们的心。历史和我们的心有了关系，我们在逼近，历史也在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