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一二 · 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 年 7 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 “ 国民外交使节 ” 出访欧亚非 26 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途经香港时，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出访期间，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 “ 七君子事件 ” ，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沈钧儒后来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 “ 七君子之狱 ” 就变成 “ 八君子之狱 ” 了。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听说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对象，他马上表示 “ 我等着第三枪 ” ，并给育才师生致信： “ 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 。周恩来赶到之时，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在发给延安的电文中，周恩来称陶行知 “ 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在争取民主并为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长期奋斗中，陶行知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础上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出访欧洲期间，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赋诗曰： “ 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在下 ” 。他在重庆主办育才学校时，又邀请邓颖超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1946 年 7 月 25 日 上午，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的严重威胁下，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 55 岁。图为当时上海《文汇报》刊载的消息、讣告和追悼大人会筹备会启事 。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 1946 年 4 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到处演讲谴责。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 “ 我等着第三枪！ ” 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发出 “ 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 的铮铮誓言。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 1946 年 7 月 25 日 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 13 号突然去世。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不过，听说蒋介石得知这一眼中钉除去曾窃喜不已。陶行知去世当日下午，周恩来便向延安发电评价： “ 十年来， 陶 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 “ 假使 陶 先生临终时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 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 “ 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 ” 。 8 月 11 日 ，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毛泽东送的挽词是： “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