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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村

四 年画内容与民俗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民俗活动中出现的一些画样外,年画反映的民俗风情和各个地方的庆典活动,那就更是多不胜举。有些作品在反映社会变革或人们衣食住行等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时代风尚社会风俗,给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可贵的形象资料。苏州清初印制的一些年画中的妇女装束,大都是发型仍是明代,而服装则是宽袖斜襟,下系素裙;清末的妇女,则是旗袍长裤,腰露花巾。有的则戴暖帽,系围巾,足登高跟鞋,或挟书包,或擎布伞,摩登入时。这类年画,无疑是研究服装变化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又如杨柳青画中在反映结婚场面的,画古代婚礼都是堂上供一 “ 天地龙车 ” 或 “ 和合二仙 ” 之图,案上放弓箭粮斗,瓶炉花果等物,新娘则蒙头遮面,新郎是着新官衣,二人手牵一红彩巾,表示同拜华堂,这于传说中的周公破桃花女的故事相关。另一幅戴廉增画店印的《文明娶新》图,画新郎头戴大沿帽,身穿铜钮军人服,骑一高头骏马在前;新娘坐在一四轮洋马车内,身着时装,面露笑容在乘车前往婆家。上题: “ 改良维新去娶亲,香车彩轿对迎门;从今文明成婚礼,富贵荣华满门庭。 ” 近年出版的新年画中,还有集体结婚题材者,民间年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再如反映儿童教育题材的年画,有《顽童闹学》,画一群学龄儿童在一书房里乘塾师午睡之时,玩耍起来,有的在脸上用墨画眼镜,胡须装教书先生,有的蒙住眼睛在作 “ 捉迷藏 ” 游戏 …… 。图上题: “ 家有两石粮,不作孩子王 ……” 等字句。反映了旧社会塾学里教育儿童的情景和教师困苦之生活。晚清杨柳青年画作坊印的几幅反映维新变法运动时,提供新学的图中,有《京师女子学堂》、《女学堂演武》、《儿童体操图》等等,景物一改过去家塾那种书房环境,而是当时新式学校的规模。女学生们头戴平顶凉帽,穿短袍长裤,有的拍皮球,有的吹洋号和举枪练武等等,反映了当时的新风俗,新时尚。辛亥革命后刻印的一幅《美术教育图》,画儿童们在电灯下手扶画板学习西画,另有三个女学生坐于西式窗牖下读书。图上题句反映了当时社会教育在改良和对美术的重视。 “ 图画与文字为发表思想之具,人间不可少之事也。而图画因其优美能唤起儿童之兴味;文字因其结构能养成儿童之致密心,学校以之列入科目有由来也。为父母者苟能于儿童游戏之时,常以此诱之,以养成儿童之性格,功效不少。从这类反映教育题材的年画中,得见我国近百年来教育制度的衍变,也是与社会变革和受西俗影响(男女平等风气开放)等等,而改变旧俗的侧面反映。
   在台湾的民俗活动中,有 3 月 11 日 祭 “ 保生大帝 ” 庆典。台南学甲镇慈济宫还存有一块《保生大帝》木刻神像版,图中刻保生大帝捧圭端坐于虎皮椅上,旁有仙童道官立待。下刻坐骑狮虎象鹿麟凤龙鹤等仙禽异兽之神将天仙等三十四尊,绘刻生动精丽。慈济宫与关帝庙、观音庵各地皆有不同,除台湾外,仅有福建闽南九江口龙池岩的慈济宫为祖庙。保生大帝神像刻印的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白礁镇的吴本。吴生于宋朝,曾作御医为人廉洁悬壶济世,救活众生,逝世后,乡民建庙奉祀(见《台湾府志》)。泉州的慈济宫建于洪熙元年(公元 1425 年)
,明朝末年,郑成功领兵收复台湾,随军而来的福建白礁乡的将士,于 农历三月十一日 在学甲登陆,从此便在此落户,开垦荒地,建房筑屋,生活安定下来且日渐繁荣。每年的这天,全省的外地人组成进香团,人们抬着神舆及民间阵头(过会)艺阁、绕行学甲全镇,面向大陆白礁乡慈济宫遥拜,祈求风调雨顺,子孙平安。这幅《保生大帝》祖像之版,每隔四十年盛大庙会期才印一次,供善男信女请去供奉。这幅神像版幸存于台湾,未被劈毁,它不止维系着两岸人民的乡土感情和民俗的一致,同时在每年祭拜治病济人的保生大帝的民俗活动中,也纪念了祖国领土台湾的光复。
五 国内外收集年画概观
   我国的民间年画和民俗研究起步较晚,当然与过去昏聩的清朝统治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和人们对年画与民俗的轻视有关,故近百年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文献与实物)散失甚多,收集者屈指可数。与此相反,早在鸦片战争前(公元 1800 年)应有英国人收集中国年画了,并出版了一本《 Custom of China 》(《中国风俗画集》)。清末法国人爱德华 · 夏凡纳(或译为沙畹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俄罗斯人阿列可塞耶夫( B·M·Alekseev )于光绪 33 年(公元 1907 年)来华,在我国北京、天津、河南、上海、广东等地收集了大量年画,引起了国内人士注意。上海开埠后,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学传教士,为研究中国民间风俗和信仰思想,曾令各地教学收集中国年画及神像等民间艺术。嗣后法车人亨利 · 道尔( Henri·Dore )编印出版了一本《中国迷信之研究》。来华收集笔收藏中国年画的还有德国卫礼贤( Richard·wilhelm )、波兰的夏白龙( Witold·Jablonski )、法国杜伯秋( J·P·Dubose )、日本的泽村幸夫、冈田伊三郎以及西村春吉、中山善次、通口弘等人,都有收藏。国外收藏中国清代年画最多的,莫过于苏联了,笔者近年应邀曾去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作民间美术作品鉴定工作,得见民族学(民俗)、宗教、美术及阿尔米塔什等博物馆、和东方艺术馆中所藏的中国民间年画(神像、木刻)等近五千件,其中以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品最精美,民族学和宗教博物馆收藏的风俗题材最多。东方艺术博物馆的藏品还于近期举办了一次 “ 中国民间年画展览会 ” ,展品中有关民俗的,有《新年初二接财神》、《五世同堂庆贺新年》、《庄稼忙》、《端阳喜庆》、《时兴京秧歌》、《孟母三迁》、《老鼠娶媳妇大拜华堂》以及《魁星点斗》、《灶君》、《马王之位》等等,都是民俗研究的珍贵资料。外国宗教传教士和民族学家、美术家、猫奇者等等,不仅大量收集中国木版年画,还编印成书,复制成图,有的作为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作为文化侵略,宣传中国人民愚昧落后,甚至把它用来麻醉中国人民,作侵华战争之宣传物,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天津、北京陷落。当时日本军中之 “ 宣抚队 ” 到处印贴《钟馗斩鬼图》,上有 “ 赤魔不死,大战不止 ” 字样。据统计,国外出版的中国年画和民俗的图书,有《中国美术中祈愿之表现》(法 · 沙畹, 1922 年巴黎保萨书店出版)、《插图亚洲神话(中国近代之神话)》(法 · 马伯乐, 1928 年巴黎法兰西书店出版)、《中国财神》( 1928 年伦敦出版)、《支那民俗志》(日 · 永尾龙造, 1930 年东京支那民俗刊行会出版)、《中国神话词典》(英 · 文纳, 1932 年上海别发书店印行)、《满洲的民艺》(本山桂川, 1943 年东京昭和书店出版)、《支那民间之神》(日 · 泽村幸夫, 1941 年象山阁排印)、《中国农民之信仰》(美国 · 戴 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别发书店印行)。以上所列都是与我国民俗研究有关外文图书。其它如北京法文图书馆曾于 1927 年出版了一部《中国戏谈》,是研究中国京剧的图书,书后附有天津杨柳青戴廉增年画店印制的戏出年画五幅,如 “ 天河配 ” 、 “ 群英会 ” 、 “ 下河东 ” 、 “ 小放牛 ” 、 “ 百万斋 ” 等。日本美术研究所于 1932 年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内容大部分都是苏州早期的年画。还有日本早期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别卷)里,也有大量中国年画。这类图书大多只是从美术角度作为研究资料,不谈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