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展厅里远远审视自己的作品时，发现黑色的团块象大山大水一样壮观，所要的灵魂已闪现在黑白之间，这时具体的形象已经多余，它容易把注意力引向题材表面，我感到不需要用绘画去表现音乐，而是运用一种与音乐平行的方式去揭示心之律动。符号与之所表达的意义应该成为一元，与心灵更直接地对应，使作品更加单纯地直指本心。我再次突破原有的框架，寻求更宽阔的境界，最终完全摆脱了物象的束缚，进入了自由表现的写心境地。

由于不表现具体事物，画面有了更大的容量，并具有隐喻与象征的含义。大气运行，万物流变，团块与线条在空间中成为各种生命形态，凝聚、疏散、跳荡、飞逝，符号成为情感本身，结构成视觉的交响。语言与内涵一体，过程就是结果，偶然即为必然，模糊比清晰更深刻，空比实更博大。我不懈地追求单纯的力度去表达丰富的内涵，“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以简治繁，由博返约。进入抽象使我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可以不断地融汇其中。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不看油画，只是看国画、练书法，画油画和抽象水墨画，我认为各种艺术门类的互相交叉渗透才会出现新的契机。

观赏架上绘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边框之内欣赏和玩味，另一种已不完全在框内观赏，因其张力而和周围的环境空间结合起来，形成精神“场”，观者可以在一种精神氛围中感受它的存在，我的画更适合后一种。我很注重瞬间看自己作品的印象，它们经常在我不经意的一瞥之间给我一种莫名的触动，我在刹那间捕捉到一种“照亮”的感觉，这是黑与白之间透出的形而上之精神光彩。

现在看来，我的画风的转变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当时探索的艰辛无异于脱胎换骨。抽离了客观形象，笔墨符号承担了更大的内涵分量，为此我整整付出了两年的时间。每日作画，在迷茫中寻找新的方向。除了表现语言的转变，同时也在寻找理论支点，重新确立思维的框架。抽象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视点来观察世界，看待过去未来和宇宙人生。

我的每一次转变，都不是追逐时尚和潮流的结果，而是沿着自我心灵的轨迹不断超越自我的结果。面对今天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多元交叉的文化潮流，更需要我们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石涛），从自己的角度去做事情。当然自我的坚持并不意味着封闭与盲目自信，恰恰来源于对时代潮流、对文化格局和对自我素质的清楚认识与判断。我始终注意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去检验，这样才能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发展并具有什么意义。

今天在西方当代艺术中，整个架上绘画都已退居边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型媒体的表现手段，艺术概念的外延不断拓宽，在这种大范围下，绘画已成为传统的表达方式之一，而油画只是作为材料之一种而存在的。求新求变求异，采取各种创造性手段，探索的前沿早已越出绘画范畴，甚至越出了艺术的边缘。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波普艺术的兴起，绘画丰富的语言魅力被不断消解，当代艺术更注重对社会文化问题的认识，绘画本体的意义被缩小，观念和图像的意义在扩大，进而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摄影和实物装置乃至行为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而不太采取传统复杂的描绘手段。西方人对绘画传统的放弃，除了信息时代文化特征的影响及艺术价值观的转变，还在于他们对于创造性的无限追求，对个性精神的极端强调所至，从这个角度来看，绘画本体究竟还有多少可开垦的土壤的确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如此，架上绘画并没有消亡，在当代艺术中作为表现方法之一仍有它重要的一席之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架上绘画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更是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与西方推崇绝对的原创性不同，在东方的艺术传统中历来不过分强调样式的创造，而注重通过技艺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进而达到对人格的修炼和生命的参悟，以接近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也是东方的艺术能长期持久不变的原因。

我们正处在一个多种文化思潮并存的时代，只有多元才能呈现出世界文化的丰富性，无论架上绘画或是采取其它媒体都是表现手段不同而已，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应该能动地运用和吸收任何因素来进行创作。就架上绘画而言，发展至今各种样式也是应有尽有，因此中国艺术家从自己的生存环境出发，从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吸取灵感，形成自己独特的创意，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应该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以一切为我所用的姿态，去创造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艺术。

回望自己探索之初的作品，由于执著的精神追求，尽管生涩却显得凝重而有份量。如今我能够熟练地运用“油画笔墨”的丰富变化，自如地驾驭大型的画面，同时又感到需要一种新的“生涩”，即重新寻找原始的精神动力，于是我去了黄河壶口。我在自然的伟观中重新获得了强烈的感受，并看到了某种精神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