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天津成为工商大埠，也是最早开放的城市，与上海、广州共为沿海三大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自 1860 年开埠以来，在文化格局上形成南北兼容、五方杂处、中西交汇、俗雅荟萃的文化景观，色彩斑斓而又闪烁不定。
天津是个极有个性特征的城市。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艺术，总是与一定的乡土特色相联系，与那一地方的风物掌故、历史沿革相融通。同时也与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性息息相关。在 20 世纪无比丰富跌 宕的艺术风潮中，天津曾出现过什么样的艺术现象？本土艺术家与同代艺术家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艺术家的风格类型有什么抢眼的特色？他们在近代画坛上应有什么样的位置？“津派”、“津京画派”的提法是否科学准确？都应进行切实而深刻的反思。
一、津画不成派
“派”字，本为水系之意，所谓“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晋·左思《吴都赋》）。每一派都由干流和支流共同组成，故有“独流不成派”之说。学术上的流派也体现出极为明显的群体特征。天津绘画的发展虽然历史久远，但画史上向来没有过“天津画派”的提法。直至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有人就天津画派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就风格派别而言，天津似乎还缺少独立性，只能算做“京派”一个分支，应挂在京派的名下，称“京津画派”。还有一种主张，认为“刘奎龄画派”是一个代表天津的画派，与“上海画派”、“岭南画派”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美术的新潮流。笔者认为，近代天津画坛，从师承渊源、画家构成等方面来看，存在许多个案化的现象，既未有形成地域性的派别，也不应将刘奎龄的个人风格视为画派，更不应将天津挂在京派的名下。
     天津绘画，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然而并不具备地域文化的特殊有时，也缺少阶段性史实的特异光彩。早期画人，多不见于正史，而是在方志、诗稿及裨史中略有述及，如《天津县志》、《津门诗钞》、《津门征献录》等文献中记载了一些画家及相关的活动和简单的评介。进入 17 世纪以后，天津的绘画渐成规模，一些江南画家游学津门，如武进朱岷、姑苏徐云等，其后又有本地的画家郭昆（良璧）、金玉冈（西昆）、沈铨（师桥）等人，相续崛起画坛。他们多继承元明两代文人画的传统，有的画家（如金玉冈）本人就是诗、书、画的全才。然而从清初至 19 世纪，天津一直没有形成像南方的某些城市那样的书画市场，画家往往不能靠鬻画的收入来稳定自己的经济收入，像扬州的某些画家那样“纸高六尺价三千”的润利，在天津这个地方是无法梦见的。画家宁可受人接济，却耻言卖画，有的人只能周旋酬应于达官贵人之间。如活跃于乾隆间的沈铨，便曾从八旗贵胄弘 游而为其赏识。嘉庆间的陈靖（青立）为娄东派嫡支，后远离家乡，长期游幕于湖北兴国知州罗克昭府，并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秋帆）的赏识。这说明天津对画坛还缺少足够的凝聚力，所以一直没有形成杨州、上海那样“四方宾彦，挟艺来游”的繁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