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天津画家的资料，零星片段，欲一一理出头绪颇为不易。其中也不乏奇人奇事。鸿爪雪泥、火花乍显，抑或大红大紫者亦复不少。但根据仅有的史料，很难把握各个环节间的必然联系。从他们的人生经历、遭遇和个体行为中，反映出艺术规律的曲折错综。甚至有违背常规逻辑的个体经验。明显反映出天津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兹列举几个典型实例如下。
     天津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位在画学论著方面有建树的人物，然而在清末却突然冒出一个华琳，他的一部《南宗抉秘》，立论鲜明，自倡一说，有很高的理论建树。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称之为论述精辟，“皆甘苦有得之谈，盖不肯勋袭旧说者也”。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评为“议论透辟，体验精密，尤以论用笔用墨为多而且精”。一生作画甚多，但不卖画，自觉自己的艺术时间与理论建树有距离而羞于作品传世，生前将所有画作尽数销毁。至尽我们已经无法见到他的绘画作品了。嘉庆时期的天津画家张学广（梦皋），画史上名声不著，但此人对海派名家吴昌硕却影响甚深，吴昌硕在画迹题识及书信中多次提到此人，但天津的画界、学术界对其人却一向所知甚少。弘一法师李叔同（ 1880 — 1942 ），早年生活在天津，擅长绘画、书法、金石、诗文、戏剧、音乐。 1905 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是我国最早留日学美术者， 1910 年回国后任天津工业专门学校美术教员，后又南下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从事艺术教育。丰子恺、刘质平等为得意门生。 1918 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他是在离开天津后成了大名家，并没有在天津文艺界树起一面大旗来。李明智（？— 1933 ），字 石 君，四川雅安人，寓天津。将传说的指头画法注入一些西法，墨韵沉酣而淋漓，能脱尽指痕，颇有新意。山水层叠纡萦，极富水墨意态，乍看有黑白摄影效果。 1927 年，美国巨商欧文和罗卜尔二人来津，搜求中国名画，主要目标是历代作品，不意间见到 李石 君的作品，非常喜爱，每幅以美金 200 元购去多轴，临走时还预定了山水、花鸟若干幅，一时令许多画界人士艳羡。他的画，的确风貌独特，出手不凡，有创造性，然而非但没有引起重视，甚而被一些人视为旁门左道。
     苏吉亨，字昌泰，是陈师曾的学生，擅山水、花卉及佛像，不但画艺唠叨，而且很有社会活动能力， 30 年代初发起组织“绿蕖画会”。那时他是河北女师的美术教员，会址就设在离女师不远的河北粮店街北口。绿蕖画会在当时天津画界很有影响力，本市及外地会员达数十位，并出版了《绿蕖美术会画集》和《绿蕖画刊》。著名画家赵松声、孟乃立都是画会中坚，大有与湖社相抗衡之势。然而七七事变后，苏吉亨突然不知去向。抗战胜利后苏从重庆返津，摇身一变成了接收大员，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从此封笔不画，天津文化界无不讶然。 1951 年肃反运动时，苏被镇压于距河北女师不远的河北小王庄刑场。
    李昆璞（ 1909 — 1974 ），天津宁河县人。擅画花鸟，曾师从刘子久。早年作品多不入赏，求售无门，常常为镜子铺画镜心，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光明的前景。然而他甚为勤奋，悉心钻研陈白阳及陈老莲，至 40 年代末，竟风采骤变，画艺大进，前后判若两人，令画界同人刮目相看。解放后在花鸟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李苦禅、王雪涛都对其有较高的评价。可惜才不得展。“文革”后期在贫病中故去。
    刘奎龄的儿子刘继 ，才华横溢，自幼从父学走兽花鸟、人物， 30 年代在市立美术馆从刘子久学山水，从刘风虎学素描、水彩，画人物、走兽造诣极深， 1947 年在天津永安饭店举办个人画展获得成功，一时蜚声津门。然而令人无奈的是，他却仍然做着一家米面铺的伙计，不得不以卖面为生，一直到解放时期。身怀绝技却不能将其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与天津的特殊文化环境有关。
    可见，对天津画坛的诸多现象，都需要做具体的分析，对许多个案都要作深入的研究，才能就天津的绘画发展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来。